从数据看差距。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城市进化论（ID：urban_evolution），作者：程晓玲，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万亿城市2022年度人均收支数据于近期陆续公布。
作为中国城市经济的“排头兵”，24座GDP超万亿城市的人均收支数据，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我国城市居民收入与消费支出实力的塔尖水平。
从各地统计部门已公布数据看，2022年，上海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84034元排名全国第一，重庆45509元居24城最末位；支出方面，杭州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反超上海跃居全国第一、达50336元，24城中人均消费支出最低的是西安，为27431元。
拆解各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的分项数据，可以看到各自不同的收入来源占比，以及各有侧重的消费支出偏好。
比如，哪个城市工资收入最高？哪里的人最会“做生意”？再比如，万亿城市人均数万元的消费支出，钱都花到哪了？
值得注意的是，收入越高并不代表钱就更“耐花”。因为高收入同时也伴随高消费，越会挣钱的城市居民，往往在花钱这件事上也不含糊。
具体来看，24座万亿城市，到底谁挣的钱更“耐花”？
首先来看各地的居民收入情况。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顾名思义就是居民能够自由支配的收入，是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储蓄的总和。既包括现金收入，也包括实物收入。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说法，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用来衡量百姓收入水平，进而反映居民生活水平、福祉状况的主要指标，为制定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政策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那么，哪个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以下如无特别说明，统计对象均为城镇居民人均收支数据）
数据显示，2022年，上海、北京、苏州、杭州、广州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万亿城市前五位。这五座城市，同时也是中国“民富”50城前五名，也就是放大到全国地级以上城市中依然占据绝对优势。
其中，上海和北京均超过8.4万元，上海以84034元居首，北京以11元的微弱差距居第二位。
进一步看，在万亿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前十强中，共有6城来自长三角，分别为上海、苏州、杭州、宁波、南京、无锡；共3城来自珠三角，分别为广州、深圳、佛山；北京是唯一上榜的北方城市。
增速方面，去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最快的是武汉、达到5.7%，增速最低的是上海、为1.9%。这也与两地经济增速表现基本同步——去年，上海GDP增速为-0.2%、在万亿城市中垫底，处于经济快速复苏的武汉GDP增速则居第三名。
拉长时间线看，尽管上海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连续多年排名第一，但地位并不稳固。
在2019年，北京就曾短暂反超上海，以234元的优势领先后者；随后两年，上海实现反超，并将差距保持在800元以上；直到2022年，北京再度将差距缩小至仅11元，二者几乎相当。
相比之下，同为直辖市的重庆，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连续多年居万亿城市末位。
2022年，重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5509元。除重庆外，同样在4万+徘徊的还有郑州和西安。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9283元。若以此为全国平均线，重庆、郑州、西安也是万亿城市中仅有的3个没能跑赢全国平均线的城市。
此外，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上海和最低的重庆，5年间收入差距从3.31万元扩大到了3.85万元。
看完收入总数，我们再来看看各地居民的收入来源及其占比。
按照官方统计口径，居民可支配收入包含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四项。拆解这些收入分项，便可以看到各地之间收入差距是如何拉开的。
整体而言，工资性收入是我国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2022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为29578元，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达60%，在4个分项收入中占比最高。
目前仅有9个万亿城市公布了2022年收入分项数据。可以看到，2022年深圳人均工资性收入达到61157元，超过全国水平的2倍。这也是深圳人均工资性收入首次突破6万元。从工资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比重看，深圳为84.1%，超出全国24个百分点。
但深圳并不是9城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城市，关键变量在于转移净收入，深圳是9城中唯一的负值（-2189元）。
注：转移净收入包括养老金或退休金、社会救济和补助、政策性生产补贴、政策性生活补贴、救灾款、经常性捐赠和赔偿、报销医疗费、住户之间的赡养收入，本住户非常住成员寄回带回的收入等。转移性支出则包括缴纳的税款、各项社会保障支出、赡养支出、经常性捐赠和赔偿支出以及其他经常转移支出等。
对此，当地统计局曾给出解释，深圳人口结构特点是青壮年就业人口和外来人口比例大。大量年轻人来到深圳，在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又源源不断地将自己在深圳获得的收入以“赡养支出”“外来人员寄回家支出”等转移性支出的形式反哺自己的家乡。
通过2021年的数据来看万亿城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项全景图。
2021年，深圳的工资性收入无论总量还是占比均高居万亿城市之首，分别为59095元、83.4%。不仅妥妥坐实“奋斗之城”的名号，也从侧面印证了深圳可观的就业吸引力。
工资性收入排名第二的上海为51494元，与深圳差距在7600元左右，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62.5%；北京、广州、苏州紧随其后，工资性收入均超过4.8万元，位列万亿城市前五名。
不难发现，由于占比较高，一座城市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总收入水平。和上述几个工资性收入较高、可支配收入同样排名靠前的城市类似，可支配收入较低的城市，其工资性收入也排名相对靠后。
比如可支配收入最低的重庆，其工资性收入也在24城中垫底。郑州、西安情况也类似。
再看其他收入分项，也有不少“看点”——24城中，仅有2个城市人均经营净收入超过1万元，分别是民营经济发达的泉州和宁波，其人均经营净收入占比也高居前两位，是当之无愧最会“做生意”的城市；
在以房租、投资等收益为主的财产净收入方面，北京、苏州、东莞财产净收入较高，均超过1.3万元；在转移净收入方面，万亿城市中仅深圳、东莞两地为负数，分别为-2233元、-226元。
近年来，越来越多学者指出，衡量人们生活水平，既要看收入，也要看消费。
总体而言，居民消费水平与收入水平正相关。2022年，万亿城市中人均消费支出前6名与可支配收入前6名城市保持一致，也就是“能挣也能花”。
而在人均消费支出前十强中，长三角的消费实力更加突出：在前十强中占据6席，2022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居首的杭州，较上年增长3.5%。
长沙则是唯一上榜的中西部城市。此前浙江商务厅相关工作人员赴长沙就提振消费进行调研学习时，曾总结长沙乃至整个湖南厉害之处：消费氛围实在过于强悍，导致餐饮的发展如火如荼，又反过来再带动消费增长，形成了一个正向循环。
由于2022年消费分项数据尚未公布，进一步以2021年的数据分析各地消费支出构成，来看看“大头”的钱都花到哪了？
数据显示，在居民消费支出的8个分项（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及服务）中，食品烟酒和居住两项占比最高，几乎占据一半以上的消费支出。
这其中不同的城市呈现出不同的消费倾向，比如北京、上海、杭州的“居住”支出居万亿城市前三位；成都的“食品烟酒”支出占比稳居万亿城市第一位等。
前面提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储蓄的总和，也就是说，并非收入越高的城市挣的钱就越“耐花”，而要看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支出及储蓄之间的比例。
为此，有研究者提出“居民收入耐花度”的概念，其计算公式为：居民收入耐花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这其中，耐花度越大，表示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在收入中占比越小，储蓄在收入中的占比就越高。储蓄率越高，当遭遇失业等收入下降冲击时，居民能坚持的时间也越长，也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钱更“耐花”。
根据测算，万亿城市居民收入耐花度最高的是北京，为1.84。2022年，北京人均可支配收入居24城第二位，而人均消费支出仅排在第六位——数一数二的收入水平与相对低的消费水平，使得其收入耐花度更高。
在北京之后，排名第二位的是西安，去年居民收入耐花度1.77，结合收支数据看，西安去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均排在24城靠后，但收入排位（第22）相对消费支出（第24）稍好。
相比之下，去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均居24城前两位的上海，居民收入耐花度排在第四位，可谓“能挣、更能花”。此外，从近5年趋势看，万亿城市居民收入耐花度整体呈波动上升。
但需要指出的是，耐花度也并非越高越好。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在日前举行的一场座谈会上提到，“如果有收入，不消费，把钱存在银行，存在股市，收入和财富可能很高，但生活水平没有提高。”
他建议，从长远看，地方政府应实行鼓励支持中高端消费的政策，因为既然有城镇，有中高收入群体，就必须得鼓励和支持中高端的消费，否则就难以实现生产、分配、消费的良性循环。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已明确提出，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从一季度最新数据看，各地经济加速复苏，居民消费意愿也将进一步回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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