募投管退都很难？投资人：我们没那么惨

关于共识和非共识的讨论，一直没有个确定的答案。问题本身很简单，问的还是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投资节奏和策略，因此不同的投资人有不同的看法。与此同时，在动荡的地缘政治下，如何在中国做好投资，挖掘机会，亦是摆在投资人面前的关卡。

在投资行业中，很多投资人将最近几年评为投资最难的阶段。焦虑、内卷、精神内耗等关键词频频被提及。但这些真的是投资人做投资的全貌吗？在由投中信息、投中网主办的“2023中国投资年会”上，联想创投总裁、管理合伙人贺志强，IDG资本合伙人李骁军，光速光合创始合伙人宓群，钟鼎资本创始合伙人、CEO严力，凯辉基金管理合伙人段兰春，国中资本首席合伙人、董事长施安平，鼎晖投资创始合伙人、鼎晖VGC管理合伙人王霖，以及国新基金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陈勇峰就《持续的冒险——VC/PE保持初心，再出发》这一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本场巅峰对话由投中网科技主编张丽娟主持。

段兰春就共识一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共识是因为在全球经济面临多重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下，股权投资市场也受到挑战，包括募资端、投资端、退出端压力都会增加。在这种“不确定”的大环境下，现阶段对“确定性”的追求成为投资人以及投资机构的共识。

贺志强则认为很多时候，看似很喧嚣的共识，其实里面真的是在投资非共识。比如说AI大模型会不会变成一件商品，还是说每个平台都会有自己的大模型，完全没有共识，这时候要靠自己的判断，所以共识和非共识都要投，都有机会。

在时代的大共识下，严力一言道出了他对投资的看法：投资人就是一少撮人，找到厉害的企业家，然后投出伟大的企业。这个世界可能不需要那么多的投资机构和投资人，很多人往往是“护士”，他以为自己是“主治医生”，其实他在做“护士”的工作。

光速光合也展示出了独特的打法。宓群透露，在新能源和硬科技领域投资团队很重要，真正要在早期投好，需要投资团队对未来技术发展路径和产品的技术壁垒做非常专业的判断。“我们的打法是投早期、非常稀缺的团队和技术，从早期我们就敢于支持。我们既有美元基金，也有人民币基金，在优质项目上，可以在公司发展的不同阶段都给予支持，一路陪伴。”

如今中美关系动荡，投资硬科技和卡脖子领域自然而然成为绝大多数投资人的共识。王霖分享了他所看到的属于中国的投资机会——芯片和医疗，他表示，“跨国巨头的芯片技术比较成熟，需求量大，价格也便宜；而中国的芯片刚刚起步，新研发出的产品，批量小，没有价格优势，如果是单纯的市场竞争，中国的芯片企业进入到市场的机会不大。目前由于美国对芯片行业的制裁，为了保证国家安全、供应链安全，要求一定比例的国产芯片的替代量，这就给中国芯片进入市场提供了机会，用的量大了，价格自然就便宜了，在使用的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迭代升级，产品性能也就上去了，产业就相应发展起来了，这也为芯片半导体领域提供很多的投资机会。”

施安平同样坚定的看多中国，在硬科技投资的共识下，施安平指出大趋势没有太大的区别——都在向硬科技这个赛道转，关键点在于具体项目分析上。由于投资人自身的经历、视角的差异，分析项目的工具不同，所以出现了差异化，正是这种差异化强化了不同投资机构自身的特点。

陈勇峰提到了一些具体的投资机会，他表示，在新的科技革命大背景下，第一要关注可能够实现弯道超车、抢占科技制高点等方面的技术；第二是要关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具有强链补链和国产替代等因素的技术。

李骁军的观点最为简练和精辟，他直言：“我们本质上就是服务业，投融管退，要做的事就是时代变化了迎接变化，做好本分工作，就是这样。”

以下为现场探讨实录，或可提供更多参考：

张丽娟（主持人）：有请各位嘉宾先介绍一下自己和所在的机构。

陈勇峰：大家好！我是来自国新基金管理公司的陈勇峰。国新基金管理公司是中国国新市场化私募股权基金投资业务的统一管理平台，目前主动管理11支基金，已经形成了以国家级基金中国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为核心的系列化布局、差异化定位、协同化发展、市场化运作的国新系基金。

段兰春：大家好！我是凯辉基金的段兰春。凯辉基金在2006年成立，从中法之间开始，经过17年的发展，现在已经在全球五大洲有10个办公室，真正成长为一家全球化的专业投资机构，在中国，凯辉是人民币和欧元双币种并行的策略。

凯辉基金最大的两个特色，首先我们是一家能构造助力国际化的独特平台，在当下的市场环境下帮助中国企业更好地进行国际合作和发展；另一个优势在于，凯辉与超过30家世界500强企业打造了紧密合作的伙伴关系，不仅仅是投资，更是全方位的资源开放，可以把全球顶级产业资源更好地与中国创业企业对接。

贺志强：大家好，我是联想创投的贺志强。联想创投是联想集团的CVC（企业创投），主要投早期科技和科技产业化。

李骁军：大家好！我是IDG资本的李骁军。今年是IDG资本在中国投资的第30年，是我个人投资的第20年，谢谢！

宓群：大家好！我是光速光合的宓群，光速光合有美元和人民币基金，现在投资重点是硬科技、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方面，投资阶段偏早期，谢谢。

施安平：大家好！我是国中资本的施安平。国中资本在2016年成立，是伴随着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的设立而诞生的新管理平台。现在已经做了两期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总规模100亿元，目前一共投了将近200个项目，IPO企业已经有24家。投资赛道主要是六个方向：一是新能源汽车与智能驾驶；二是半导体与人工智能；三是大数据、云计算与企业服务；四是新材料和先进制造；五是生物医药大健康；六是新消费。谢谢大家！

王霖：大家好！我是鼎晖投资的王霖，鼎晖到今年已经成立了21年，起步于实体经济投资，投资了许多大消费、先进制造领域的优秀传统品牌。而我所在的鼎晖VGC（创新与成长基金）聚焦科技创新，包括硬科技、医疗、大数据、云计算等。有个LP对我们说，创新成长基金是鼎晖“老树发新芽”，我们就是“新芽”，谢谢大家！

严力：大家好！我是钟鼎资本的严力，钟鼎成立了13年。

越来越多的共识的背面

张丽娟：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把各种不同背景的机构投资大佬们都聚在这里。

我问大家一个有一点难度的问题，现在的投资共识是越来越多，比如大家都在投科技、新能源，都觉得募资比较难。投资本来应该是非共识，大家在自己的认知领域里判断，并做专业的下注。

问题来了，在共识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大家觉得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共识现象，以及在共识驱动下，自身机构的策略会做出哪些具体的调整。

陈勇峰：的确是这样。在当前宏观经济、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下，投资“硬科技”已成为行业共识。国新基金作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基金业务要坚定推动落实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实施，国是，有效发挥基金投资功能作用，助力央企切实发挥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作用，推动中央企业在战略新兴产业布局，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张丽娟：贵机构会针对做出自己的策略吗？

陈勇峰：我们按照这个方向在努力，这几年坚持按照落实国家战略，以支持科技创新和央企发展进行投资布局，投资项目实现战略新兴产业子领域的全覆盖，比较好的发挥了国家级基金的功能作用。

段兰春：首先，共识是因为在全球经济面临多重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下，股权投资市场也受到挑战，包括募资端、投资端、退出端压力都会增加。在这种“不确定”的大环境下，现阶段对“确定性”的追求成为投资人以及投资机构的共识。

当大家追求更多确定性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往有更多明显确定性因素的方向涌，比如说政策引导的方向，或者更利于IPO的方向等，这是在当下这种环境下会有的现象。

作为投资机构，凯辉在这样的环境下，会思考如何打造差异化的竞争策略。对我们自己而言，通过十七年搭建了这样一个国际化平台，尤其是以中国人身份创立了这样一家国际化投资机构，在当前国际环境下，更加有利于用投资人的身份帮助企业做国际化的事情。

我们也用了将近十年的时间，与30多家世界500强企业深度合作，从全球头部产业的角度，为行业带来很多不一样的认知和格局，以及我们也会把这些顶级产业资源开放给创业公司，降低风险，提升确定性。

贺志强：其实投资有时候要投共识，有时候要投非共识。比如说2007、2008年，移动互联网波澜壮阔展开的时候，一个投资机构不投互联网肯定有问题。

但是很多时候，看似很喧嚣的共识，其实里面真的是在投资非共识。以AI大模型为例，现在行业还没有形成共识，比如说AI大模型会不会变成一件商品，还是说每个平台都会有自己的大模型，完全没有共识，这时候要靠机构的判断，所以共识和非共识都要投，都有机会。

其次，我们的行业非常幸运，因为联想做IT。从计算机发明到现在60年，任何一个产业发展60年，都不会像IT一样，未来10年对算力的需求仍然有100倍的增长。一般来讲，一个产业发展60年以后会比较平稳，100倍甚至更多的增长就是非常好的投资机会。

李骁军：我比较同意贺总的说法，投资绝大多数都是投共识，人家说东你非说西，那就是抬杠。只需要找到那一点特定的非共识，并且那一点又是正确的，这可能就是投资的本质了。

将时间拉长，例如AI大模型长期或者短期对于某个行业、具体公司的影响，大家会各持不同的意见或看法；以及如何做决策，这些都是分具体情况。但也确实没必要刻意追求非共识。

宓群：很多真正的非共识是在具体的细分赛道，甚至于落在具体的企业上。

举个例子，光速今年有3家硬科技和新能源公司上市，其中一家禾赛科技是做激光雷达的，现在做到全世界第一。我们五年前投的时候市场没有共识，公司到后一轮融资的时候大家还是不敢投，最后是光速光合又领投了后一轮。我们看的还是增量市场而不是存量市场，当时的市场不大但未来有很大潜力这就需要对未来做预判，对未来技术发展路径做判断，类似这样的投资其实里面有很多非共识点。

所以投资的大方向是共识，但是具体到细分赛道和具体的公司有很多非共识。

施安平：我觉得做风险投资，首先要能把握整个行业的发展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家趋同的是看未来的成长空间，并没有刻意地去说，你走东他走西。我觉得对行业来说，所谓的差异化是在具体项目的判断视角、技术、服务、产品、价值等方面。

在投资实践中，我觉得差异化判断也是因为有这样的差异化分析。比如当年投华大九天的时候，众多机构看完以后都没有投，而我们领投主要和投资团队对行业的理解以及过去自己做科研人员的经历有关，有个性化体验以后做出对技术和市场空间的判断。

我觉得大趋势没有太大的区别，都在向硬科技这个赛道转，问题是在具体项目分析上，由于投资人自身的经历、视角的差异，分析项目的工具不同，所以出现了差异化，正是这种差异化强化了不同投资机构自身的特点。

王霖：猛然一听我们投资人投的行业和投的阶段差不多，但仔细研究每个机构还是不一样。一个时间阶段非共性，大家今天看很多机构投资双抗和单抗，PD-1和PDL-1，但是五年前八年前大家的看法还是都不一样，有选对团队选对靶点成功了，后期跟随的还是赚不到钱的，这是一个时间阶段非共识。你早一步或早半步就成功了。

另外一个是深度的非共识。同样的东西，专业的人和非专业看的就不一样，大家叫“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专业化投资就要求我们通过专业化研究识别，时间比别人早一点，这个非共识就抓住了，这就是“投早”。第二个是专业看得更深一点，风险分析更透一点，这样你成功的概率就高一些，这就是“投精”。

严力：其实20岁的乔丹身体素质更好，但是30岁的乔丹可能打球更有智慧。动外科手术的时候，你拿30岁的医生和50岁的医生做比较，功力不一样，要敬畏这样的功力。这是第一点。在更长的时间里犯过错误，再通过不断地反思、反省，从而训练出自己，这是运动员精神的训练。

第二，对自己的理解。很多人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不知道自己不擅长什么，就是什么是自己的菜，什么是自己的味道，他探索未来的时候要理解自己，但实际上理解自己的人不多。

第三，理解什么是时代的机会。这个机会是靠你自己的努力，还是时代带来的？很多人不理解这个，所以我们拒绝“资深分析师”，而是寻找洞见者和智慧者者。投资人就是一小撮人，找到最厉害的企业家，然后投到最伟大的时代。这个世界可能不需要那么多的投资机构和投资人，很多人往往是“护士”，他以为自己是“主治医生”，其实他在做“护士”的工作。

投资人眼中独属于中国的投资机会

张丽娟：各位嘉宾就共识和非共识达成了自己的意见。刚才大家谈到国运的机会和风险投资在国内发展了这么长的时间，各位也在里面深耕了很多年。接下来我的问题是现在在国内有哪些独属国内的机会？风险投资从国外泊到中国来以后，就各位的实践经验来看，走出了哪些有成功经验的道路？

我们先听听严总的看法。

严力：其实这个时代是跟国家紧密相连的。我记得去年我到新加坡那段时间，听海外各国的投资者谈到世界的未来，中国会不会好？其实有一个观点特别好，就是一个强大的政府是未来迎接不确定环境非常重要的要素。那中国就是一个强大的政府，依我想这是中国的特色。中国在地缘政治上肯定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但是一个强大的政府会引领着我们。相比之下欧盟可能就不够强大，因为它不团结，很多政府的综合协调是不够的。

我曾经在跨国公司工作过，我看得到中国现在有很大的机会，因为中国研发效率的提升，特别是从供应链安全的角度，带来了一些可能进入高端市场的机会，包括中国新能源和汽车产业链的优势也创造了新的商机，使中国本土的智能制造企业或者材料型企业有更多进入高端市场的机会。它最终会形成一个循环，在中国的资本市场上市，上市以后形成一个高研发的局面，形成增长循环。国产替代国外的优秀公司形成高端的产业，是一个趋势机会。

可以看到中国的能源革命，在大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已经形成了丰富的产业链，这方面中国的机会还是蛮大的。

另一方面，我们现在经常说“补链”，但更长周期还是效率提升，通过数字化提升产业效率，从而替代国外的高端产业，这是个趋势性的机会，这个趋势是没断的，可能不是目前的主要矛盾，但从更长的周期看，核心依然是效率提升。所以我们要搞清楚什么是三级风，一吹二十年，什么是五级风，吹两三年没了，把什么是几级风吹多少年这个逻辑想清楚，我们可能就看到机会了。

王霖：我觉得在中国和美国，原来我们是跟着美国，很多的投资机会是差不多的。现在由于中美的关系，甚至是国际动荡的关系，中国创造了一些特殊的机会，比如半导体芯片。

跨国巨头的芯片技术比较成熟，需求量大，价格也便宜；而中国的芯片刚刚起步，新研发出的产品，批量小，没有价格优势，如果是单纯的市场竞争，中国的芯片企业进入到市场的机会不大。目前由于美国对芯片行业的制裁，为了保证国家安全、供应链安全，要求一定比例的国产芯片的替代量，这就给中国芯片进入市场提供了机会，用的量大了，价格自然就便宜了，在使用的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迭代升级，产品性能也就上去了，产业就相应发展起来了，这也为芯片半导体领域提供很多的投资机会。

包括医疗领域很多的高端医疗设备，也是以一些跨国公司为主，但由于制裁的原因，慢慢国产设备开始替代，也催生了行业的发展。

张丽娟：针对这样的机会，有没有什么独门秘笈？你们自己有哪些调整吗？

王霖：我们自己也在看一个CAE的公司，和国外的原代码拿过来，结合中国的实际创造了中国能用的产品，现在很多企业在用。包括从专业复杂的，慢慢成为简单的，各行各业都可以应用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的产品，这一意义就非常巨大，这都是机会。

施安平：说到中国的机会，我个人是坚定看好中国的，至少从三个方面：

第一，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在中国。客观来说，“市场经济”前面两个字最重要。没有市场，市场经济的发展一定会受制约。中国有全球不可替代的最大的市场，这就是中国的底气。我们在中国做风险投资，任何技术、产品、服务首先有应用前景，有试错的机会，这是全球独一无二的。

第二，中国的工作效率、勤奋精神以及中国人的智慧，这一点也是独一无二的。美国的崛起曾得益于汇聚了全球的精英人士，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美国的政策越来越趋于保守，对于外来人才有各种限制，这是中国人再次发挥自己能量的机会。

中国人认定目标不放松的精神、坚定向前的步伐，我觉得这也是得天独厚的。

第三，举国机制。现在我们看全球任何一个政府，没有像中国各级政府如此重视经济发展和民生建设。这种经济的推动力，尽管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还有更进一步需要完善之处，但我觉得它对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有巨大的动力。

在风险投资这个行业来说，我们要有自己独特的打法。国中资本从成立第一天起，我们就确立了四不原则：不追风、不搭车、不着急、不眼红。严格按照6个产业方向布局，比如在半导体产业，从半导体材料、EDA到半导体制造的设备、检测、制造，一直到下游的芯片设计公司，我们基本上做到了全产业链布局。

中国的风险投资有自己的特色，我坚信中国有这么好的大环境，再加上这么多勤奋的伙伴们，所以我坚定看好中国。

宓群：从科技创新和中美投资的对比来看，我觉得创新永远是硬件和软件交发生替的。在美国硅谷，最早是硬件、芯片都起来了以后奠定硅谷地位，开始投消费级软件互联网、企业服务的方向。我们在中国投资了拼多多和美团，同时在十年前就开始投硬科技，软硬都投，因为这是创新的必然趋势。

但是现在有一个区别化，美国的VC现在基本上不投硬件，都在投软件。倒过来看，中国反而是一个很大的机会。

另外从资本退出市场的角度，大家都觉得很难。但是我讲一个数字，去年全球上市公司的融资金额，在中国上市公司的融资金额在美国的纽交所、纳斯达克加在一起的大约4倍。

实际上国内的科创板使得科技公司的上市门槛降低了，但我们对利润高多少还是有要求，包括对软件技术公司。为什么人工智能大模型创新在美国诞生？就是因为有很多的企业愿意付很高的软件费用，而且没有盈利的优秀的软件公司仍然可以上市和有好的市值，这方面目前我们国内还做不到。

李骁军：国内外的风险投资确实有很多不同点，比如中国的风险投资，更多关注大行业例如TMT和医疗，美国会相对细分一些。但事实上风险投资作为金融工具，中美应用这个工具的过程大体相同，因为大家就是要发现创新，真正找到能够产生巨大价值的东西。  

贺志强：其实我从做联想创投开始，就秉持一个简单的理念，就是21世纪到底什么最重要？

首先，我们看过去一百年工业化的发展，到了21世纪特别有意思，我觉得是超级科技工程开始爆发，一百年积累的技术浓缩到移动互联网以后，科技惠及到了所有人。其次，航天之前是举国体制才能做的，现在创业公司也可以做。

21世纪我们投科技和以前最大的不同是，超级科技工程的时代到了。沿着这个思路，能发现非常多的机会。

第二个是中美关系的变化。中美虽然有竞争，但是本质上还是存在科技分工。美国目前基本都是软件创业公司，很少有硬件的创业公司。而中国出现了大疆，不仅仅是一家公司，，而是中国产业链集成的优势体现。

第三，中国如果要诞生超级科技工程公司，投资人、创业企业和政府怎样联动更有效率，也存在特别大的机会。

段兰春：虽然全球各个地区和国家目前都面临不同的来自经济和内外的挑战，但相比较欧美，中国有强有力的政府，以及内部语言文化民族的相通，容易形成合力，减少内耗。

具体到行业方向，刚才大家都提到新能源汽车和碳中和。具体举个例子，在刚刚过去的上海车展，我们很多国外的投资人也来参观了，他们觉得很震撼。这个震撼的差异不仅仅在于新能源电动车渗透率的快速提升，更是在于产品定义上的差异。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国外的参展和厂商还在说功能性的东西，比如说“电动化”、“智能化”，而这次车展，很多国内的车厂已经在说“电动车是另外一种生活空间和生活方式”。这种认知上的差异，将会带来更多差异化的产品和发展路径。

另外虽然现在碳中和很热，看得见的好公司估值都很贵。但是整个的能源替代以及绿色电力所占的比例仍然非常小，还有很长的一个时间周期，需要各个层面的基础设施建设。不管是发电端、储能端、能源互联网包括未来的碳捕捉和碳的追踪，这一系列的事情其实会让碳中和方向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都会是资本重点关注和投入的地方。它不仅仅是涉及基础设施、硬件的投入，更包括很多软件以及相应的一些芯片、传感器各方面的发展等等，这里面的建设和技术迭代都还有很多空间。

另外关于消费，我们坚持十几年一直投消费，过去消费有冷过、有热过，但是看中国的企业，真正做出有价值、有长期产品和品牌价值的企业还是太少了。过去我们赚的很多都是“微笑曲线”底部的钱，是内卷的钱。

我们期待接下来中国的企业能进入溢价的时代，走到微笑曲线的两端。在国际产业链分工里往利润更高的环节攀升。企业能否打造品牌溢价，实现从“量”到“质”的变化。

陈勇峰：基金投资特别是风险投资基金，确实是科技创新的孵化器。从关注的领域来说，在科技当中，在新的全球的科技技术革命的大背景下，要关注在一些领域具有制高点作用的技术，在某些方面实现弯道超车也好，或者是抢占科技制高点也好，像远海、深空和量子计算，都是我们投资要关注的。第二个要关注制造产业链的安全，强链补链和替代国产相关的技术。

再一个，我也认同，大消费也是需要关注的。在构建国内的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国际大循环和国际国内双循环下，我们国家整个人口的结构变化，大健康和医药相关的领域未来也是有很好的发展空间。

焦虑时代，GP如何平衡压力

张丽娟：顺着这个话题聊下去，我们讲了大的外部环境和共识、非共识以外。最关心的还是募资和投资这两件核心的事。

问题来了，现在人民币LP周期相对短，要求相对多，但是现在项目好像也是变得越来越难抢。难抢的方面一个是大家要深入各个区县抢项目，另外一个是相关独角兽越来越少，然后要抢份额。大家怎样平衡两个层面的压力，做出自己的具体的决策。这个可能是要从陈总先来聊。

陈勇峰：这是一个市场普遍现象。作为基金公司需要积极匹配投向和投资期限需求、风险偏好相契合的LP，并在投资和退出节奏上形成共识。此外，尽管面对各种挑战，但市场容量足够大，关键是要坚守自己的功能定位和与之相适应的投资策略，强化风险防控人。

段兰春：市场上大部分人民币基金的管理规模也就只有几个亿到几十个亿之间，相对宏观市场来说仅仅是沧海一粟。在每支基金周期中，我们都要坚持做好自己的工作，踏踏实实地去选好方向，建立认知，把握和适应变化，围绕所选定的方向，不断打磨认知，构建生态和资源，提升能力。

其实单个基金每年需要投的项目并不是那么多。人民币的普遍投资期是3年，在自己的认知壁垒和资源壁垒的基础上，3年踏踏实实投20个项目，管好退好，在每一个周期里做好当下的事情。

贺志强：我讲一个和退出相关的点。如果我们对比中国和美国投资市场的退出，会发现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美国超过50%%都是并购退出，而中国只有百分之十几。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也和我们联想的高管做了很多的研讨，此外，我觉得中国企业真正做到段总所说的，未来赚品牌、赚高利润的钱，其实有一条必经之路，就是对未来引领全球的创新有自己独到的战略判断和下注，并通过投资并购做大做强。目前中国企业发展的历史时间比较短，并购也相对较弱，很难实现对很多小科技公司的并购。这是整个中国企业和整个创投生态圈要想健康发展、帮助中国企业成长和中国国力的成长必须要迈的槛，这个槛迈过以后，中国VC的生态又会有很大的进步。

李骁军：我们本质上就是服务业，投融管退，要做的事就是时代变化了迎接变化，做好本分工作，就是这样。

宓群：我们的一个调整就是团队。组团队很重要，原来看互联网和企业服务的团队转做硬科技和新能源会有很大挑战。大家都容易看到有财务数据的后期项目，但是投资人竞争多、估值高。真正要在早期做很好的判断，需要团队对技术路径和行业发展有非常专业的判断。人民币LP对DPI很关注，前面的圆桌论坛也讲到这个问题，我们的打法是投特别早期、非常稀缺的团队，从早期我们就敢于支持。我们既有美元基金，也有人民币基金，在优质项目上，可以在公司发展的不同阶段都给予支持，一路陪伴。因为投得早占的比例高，所以有时候不一定要等到上市再退，在Pre—IPO或接近的时候退一些，这样也可以保证DPI做好。

施安平：首先要说一点，就是独角兽不是我们的菜。我认为，到了独角兽估值了，再去投资那不是我VC应该去做的事，所以不存在抢独角兽的事情。

我们的团队有超过20年的VC投资经验，血液里就流淌着VC投资的基因。国中资本成立以来，我们就坚持以支持早期项目为主。募资、投资、管理、退出，现在都是在卷。从募资端来看，我觉得人民币基金面临的压力是，基本上能够找到的LP，不是国资就是政府，这个是中国人民币基金面临的最现实的问题。

我现在有一个担心，在这种趋势下，我们的市场化还能不能坚持。因为任何一个地方政府，都有自己的区域诉求。一旦有了区域诉求，就有了本位的利益，那还能不能坚持市场化的标准，这对整个行业都形成了压力。作为GP、作为管理人，我们非常期望按照经济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办事，LP不同区域性的诉求会对市场化运作造成影响，这个问题应该推动解决。从国外的经验来看，保险资金、养老资金这些是主要LP，但是现在来看，国内的保险资金依然是非常谨慎的，核心问题是对他的考核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实质性的问题。对它的考核不松绑，它就不可能大举进入我们这一行业，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从投资端来说，国中资本一直坚持遵循自己的投资逻辑。我们觉得投资的核心能力在于你有没有自己的投资理念和独特的投资逻辑，同样的趋势下，能够辨别出来哪个是自己最想要的，这是需要积累的。

从管和退的角度来看，注册制以后，中国的退出渠道确确实实畅通了很多，这是一个好的趋势。当然，我们现在也会面临一些挑战，就是效率问题。刚才有嘉宾说非盈利上市，现在无论是创业板、科创板实际上是把指标提高了，这一趋势我们都感受到了。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一定要保留一定的支持非盈利企业上市的比例，这是中国未来持续发展，特别是像我们投早期的力量能够不断壮大的一个很重要的指向性指标。我觉得总体来看，这个行业既有希望又有挑战，干了二十多年，越干越有劲。

王霖：现在募投管退都很难，大家说这个行业很惨。其实在国内外宏观多变的环境下，哪个行业不难？但是我觉得也没那么惨，比如说融资，确实市场上的大家投资信心不足，出资主体在减少，现在是政府引导基金和国企出资比例大幅度提高了。

出资情况也在好转，比如说鼎晖VGC最近合作的无锡经开区和成都高新区，配资配到30%。对返投要求更加灵活性和市场化。原来是只能本基金返投，现在是整个平台可以返投，甚至是你把被投企业引进来落户，你投不投都不重要。讲究实效，这些地方政府引导金追求的是产业落地、税收和就业。所以目前融资环境，一些地方政府按照市场的原则在改变，更加灵活务实。

第二个是投资端。现在即便是最头部的投资机构，无论从管理的资金规模还是占IPO数量的比例，都不会超过整个市场的5%，这和传统的消费品市场相比，只有头部的两三家品牌存在，竞争还不算激烈，淘汰会继续进行，但很多机构有自己生存的空间，不要抱怨市场太卷，只是说我们自己做得不好。在今天，尤其是做科技投资，只能更加专业化深耕，更早更深寻找差异化和非共识，你才可能生存下去。 

投资怎么办？在今天，尤其是做科技投资，更加专业化和深耕。比如说你往前走，走到论文级别，更早发现。再就是产业化，你往深了找到东西，然后做精做细孵化好的东西，这才能成功。

严力：我们是出生在全民PE时代，成长在经济滑坡时代，“学步期”都面临种种挑战，我们是这样走出来的。所以今天行业整体都不太舒服的时候，我们相对舒服一点。当你成长于这样的一个阶段，你知道要掌握什么样的节奏。我们是在一个激烈的长期环境里培训出我们的投资人团队和打法的。

我们要承认这是一个时代的阶段，你得理解阶段、节奏，还要理解什么是事实和规律，尊重事实、规律和阶段就OK了。事实上，我们是在这么激烈的环境下长期培训出的投资团队，培训出的打法和投资哲学，你无非是在适当的时候调整，调整到合适的位置上，去吃你该吃的那块肉就OK了。

我觉得我们不谈太大的雄心壮志，就是做自己安心的事情和对社会有价值的事情，享受和优秀的企业家在一起。我们有一颗自由的心，我是艺术家的心态，找到好的作品和他们在一起。我相信我们用求真的精神一定能拿到好的回报。

第二个是关于募资难的问题，就是选择问题。是妥协呢？还是继续找那些想赚钱并且有持续精神的？尽管少，但是还有，你和他在一起，咱俩味道一致。我相信这都是阶段性的产物，它慢慢地会回来的，大家还是想赚钱。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一定会通过科技产生结构性的变化，时代的结构性变化的机会还会出现新一代的企业家，所以抓住新一代的时代机会，以科技的手段。那个机会就是你和他在一起的问题。所以有这样的心态就很正常了，这个事情不需要太大的压力。

张丽娟：好的，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发言。时间关系，本环节到此结束，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