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安逸只是成都的底色，这座城市还是“2万亿俱乐部”成员、四川经济发展的“顶梁柱”。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砺石商业评论（ID：libusiness），作者：王剑 ，编辑：刘学辉，创业邦经授权发布。
2017年，民谣歌手赵雷一曲《成都》风靡全国，令很多人都想去“成都的街头走一走”。
确实，成都对每个中国人都充满了诱惑。这里不仅有美女如云的春熙路，有麻辣鲜香的火锅以及诱人的川菜，甚至还有可爱的国宝大熊猫。
这座总是霸榜“最具幸福感的城市”，到处是活色生香的市井气息，更是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
其实，生活安逸只是成都的底色，这座城市还是“2万亿俱乐部”成员、四川经济发展的“顶梁柱”，更是历史与文化交织的“天府之城”。
成都地处四川盆地的西部的成都平原，两山夹一平原是成都的基本地理构造。
青藏高原隆起时，大自然在其东部的龙泉山与西部的龙门山之间，营造出了一片温润、平阔的土地，这便是成都平原。
由于北部的秦岭、大巴山等山脉有效地拦截了南下的强冷空气，使得成都平原冬季很少受到寒潮的袭击，四季温润。
群山环绕中，被雪山俯瞰的平原沉寂在温润烟雨之中，逐渐繁衍出了古蜀文化，点亮了文明的曙光。
随后，古蜀人迁居到今日成都附近，建立了金沙文明，历史的序幕次第展开。
秦汉之前，由于交通闭塞，成都附近一直被称为“蛮夷之地”。
直至战国时期，张若、张仪修筑起秦城（今人民公园附近），成都才由此开启了两千多年的城市历史。
不过，成都虽然气候适宜，雨水丰沛，但由于年年遭受汹涌的岷江侵袭，人们生活并不安逸。
直至公元前256年，李冰父子修建了都江堰，依靠这项伟大的水利工程，驯服了狂野的岷江，成都平原才真正摆脱旱涝灾害，成为膏腴富饶的“天府之国”。
秦末、汉初成都直接被称为“天府”。西汉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汉武帝分天下为十三州，置益州，成都归其管辖。
此时的成都丝绸业发达，有绫、罗、绸、锦、绢、绮、绡、纱等多个品种。其中，“蜀锦”以其外观华丽、工艺精湛的特点与苏州宋锦、南京云锦、广西壮锦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锦”。
浓云迷雾崎岖群山，隔绝着外面天地，成都鱼米富足自成世界，诸葛亮因此赞其为“沃野千里，天府之土”。
三国蜀汉时，成都已是全国五大都会之一，人口近40万，还因织锦业发达得名“锦官城”。
时至今日，成都以“锦”字命名的街道仍有很多，如双锦路、百锦路、顺锦路、望锦路……这些承载了历史记忆的街道依旧在诉说昔日的荣耀。
隋唐时期，成都经济更为发达，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云集。
李白先是写下“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紧随其后的杜甫，推窗看到皑皑雪山后，情不自禁地发出“窗含西岭千秋雪”的感慨。
到了宋朝时期，成都不仅因锦绣闻名天下，这里还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以及管理相关业务的机构“交子务”。
成都生活的富足以及易守难攻的地理环境，在随后的历史变迁中接连扮演了“进则天下，退则天府”的历史角色。
可惜天险依然阻挡不住兵火荼毒。明末张献忠攻陷成都，大肆屠戮，导致人口急速减少，经济崩溃，清政府不得不实施“湖广填四川”政策，才令成都逐渐恢复生气。
清沿明制，设四川布政使司于成都。朝廷另派四川总督、成都将军驻成都，城市地位超然。
天下未乱蜀先乱，1911年，保路运动在成都发起，进而导致辛亥革命的总爆发，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立下不朽的功绩，让偏安一隅的成都登上了中国近代史的舞台。
北洋政府成立后，设西川道，领成都、华阳等31县。随后又废道复省，设成都为四川省省会，后为民国政府延续。
新中国成立后，成都为川西行署区的驻地。1952年，经中央政府批准，恢复四川省建制，成都依然被定为省会。
“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风雨飘摇中的成都，终于安定了下来。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的成都工业曾被戏称为“三根半烟囱”：第一根是启明电灯公司，第二根是造币厂，第三根是军火厂，还有半根是火柴厂。
那时，成都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三种产业比例为73.4∶9.7∶16.9，农业占绝对主导地位。
“一五”计划时期，苏联援助中国的156项重点工程有10项工程落户成都，让古老的城市终于播下现代工业的火种。
成都东郊，府河以东、沙河之滨约16.4平方公里的建设路区域，曾是一代成都人梦开始的地方。成都量具刃具厂、红光电子管厂、西南电子管厂、成都电机厂……这些凝结着工人们青春与汗水的工厂奏响成都工业时代的新篇章。
随着“二五计划”以及三线建设展开，国家把原来位于东北，沿海等地的一些军工企业，内迁至中西部地区，电子、航空、机械等代表当时我国高端产业的一批骨干企业纷纷在成都扎根，带动冶金、化工、纺织、轻工等产业蓄势待发。
到上世纪90年代，成都东郊聚集了253家中央、省、市属大中型企业。锦江、成华两区不足40平方公里的东郊土地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就有169家，从业人员达15.3万人。东郊工业总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52.4%，造就了成都工业的第一个鼎盛时期。
那时，“在东郊上班”是一个让人无限憧憬和向往的自豪表述，东郊的工厂不仅福利好，而且有自己的供销社、医院、学校……甚至，因为保密而设的厂区数字编号，也成为彼时工厂子弟显示自己身份的“神秘代码”。
与此同时，随着成都铁路局作为西南铁路建设的总部基地成立，成都也逐渐成为大西南地区三线建设的指挥中心、建设中心、交通枢纽和重要的后勤物资运转、补给基地。
不过，工业上热火朝天的成都，依然保留着岁月悠长的一面。
厂区内是鳞次栉比的车间和大院，厂区外是充满市井气息的茶馆在街巷堆叠，最后沉淀成独有的“成都慢”。
对于成都人来说，“宇宙的尽头”一定是茶馆。
清晨时分，茶馆便会在沿街摆上一排桌椅板凳，俗称坝子。茶客们悠然而来，熟悉地坐到老座位。茶馆内也并非只卖茶，水饺、抄手、甜水面等都是成都人钟爱的佐茶小食。
茶馆内空旷，但茶客偏爱路边。最常见的景象是，店里五桌，路上十桌，半米之外，便有汽车驶过。有经验的茶客甚至能跟随阳光移动的轨迹，不动声色地跟着阳光调整自己的座位。
茶馆里的一碗清茶，承载了千百年来成都人闲适优哉的生活。
百年前这般，百年后的今日丝毫未变。
成都别称“蓉城”，但当地人很少这么自称，倒是戏谑地称为“耍都”。喝茶是耍，打麻将是耍，摆龙门阵是耍，吃火锅喝啤酒更是耍。
锅里毛肚混着辣椒翻腾，两瓶啤酒下肚，几声酒嗝惬意喷出，方能理解古人“少不入川”的醉叹。
玉林西路边，九眼桥东岸畔，成都人喝着茶，打着麻将，时间流淌至此，岁月静好。
进入九十年代，传统工业在时代巨浪颠簸时，成都的工业体系同样遭受巨创，洒下无奈的落日余晖。
曾经辉煌的东郊企业难逃消耗资源、破坏环境等老旧工业的弊端，在国家经济结构调整背景下，东郊企业搬的搬，拆的拆。高高的烟囱不再冒烟，老旧的机器结上了一层斑驳，早晚高峰的自行车大军也变成了滚滚车流。
当东部沿海城市经济逐渐上扬时，成都的“慢”又令人着急。
1991年成都GDP达到了232.78亿，苏州GDP是235亿，彼此仅相差不到3亿。甚至那年，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还获批成为首批国家级高新区之一，发展势头令人看好。
然而到了1993年，苏州实现GDP总量525亿，成都416亿，仅仅2年时间，彼此的差距从3亿到109亿，已是巨大差距。
差别或许与那时的上海浦东开发有关，作为长三角经济的龙头，上海经济的飞速发展，也刺激了苏州加紧发展外向型经济，迎头赶上。
作为紧靠上海，城镇化率高又占据地利之便的苏州，很快吸引来了大批三资企业，直接带动其经济总量的飞升。
1993年，苏州全年新批三资企业高达2532家，合同外资48亿美元；而成都新批三资企业819家，合同外资10亿美元。在工业和外向型经济的双重加持下，苏州已经将成都甩在了身后。
此时身处内陆的成都人照样喝着茶，打着麻将，似乎只能用蹉跎在时光中，悄悄追忆昔日的峥嵘。
东郊厂区的下岗工人，在春熙路推手推车叫卖串串香，在九眼桥摆摊卖甜水担担面，生活艰辛，但温饱有余。
敲响新世纪钟声后，经过一番“腾笼换鸟”，成都通过调整工业布局、优化产业结构，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提升至37.6%，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25.4：37.0：37.6，实现了第一次的“三二一”结构转型。
昔日喧闹的厂区蒙尘于岁月，但也未被遗忘。
国营红光电子管厂作为工业遗址被完整保留，建设成为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成为今天的“东郊记忆”。
城市的一边是充满荣耀与回忆的文化产业园，另一端是工业向园区集中，推动产业集聚发展，成都逐渐呈现产业经济错位发展的态势，发展神速。
2011年，成都GDP近7000亿，全国排名第9位，其中第三产业增加值达3383.4亿，首次超过第二产业。
成都街头巷尾，新老味道蒸腾融合。信息浪潮冲刷着古老的都市，传统市井滋味也多了几分科技的味道。游客不再手持地图茫然站在街头，而是用手机导航，靠大众点评在这座“美食之都”穿行不止。
站在建设路的老院落里，抬头便可望见拔地而起的高楼。
成都的新与旧，快与慢在这里形成了对比。
初到成都的人，可能会被这里的楼盘密度和楼间距吓一跳。
2006年，成都曾在时任市委书记的指示下，提出“向高向密发展，向东向南发展”。随后，容积率2.0以下项目迅速退出新建商品房市场；容积率4.0以上住宅项目成为市场主力，个别住宅项目容积率甚至高达8.0。
要知道，即便是“北上广”一线城市，容积率高于3的项目都极少。
成都这样做的目的是在有限的市区面积内，获得比一线城市更高的容积率。而这样的政策直到2013年，那位官员落马后，成都的容积率才降到了3.0。
不过，也是因为容积率高，成都那时的房价相对其他省会也十分边缘，高新区的新房单价普遍在1万多点，部分地方的二手房甚至只有5000元每平。
成都人没把购房当作压力，该吃吃，该喝喝，从不担心房价，更不曾想过房价会突然暴涨。
谁也没想到，2016年开始，当外地的炒房客悄悄杀入成都，随着“温州人集体买楼”“炒房客定金一次10亿”等新闻的出现，高新区和天府新区的各个楼盘突然单价暴涨，瞬间就将成都的房价翻了好几倍，至此再也没下去过。
虽说成都政府也出台了堪称史上最严的限购政策，不仅对购房资格严格限制，甚至首创全国最严格，也是最复杂的跨区限购政策，结果却让早年高容积率低总价的新盘越发火爆，成为人人争抢的网红盘。
2018年，国家领导人视察后，首次提出了“公园城市”理念。两年后，中央在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上做出重大战略部署，正式提出“支持成都建设公园城市示范区”。
一句“雪山下的公园城市”让成都以不同的风貌示人，但也进一步刺激了城市的土拍价与房价，让曾经习惯安逸生活的成都年轻人感到了惶恐。
那时，最令成都人羡慕的工作环境早已不是东郊，而是天府三街到天府五街的互联网大厂、国企研究院、金融企业。
虽然来到成都的年轻人个个都在网上喊“实在不行回老家买房”，但其实没有一个人舍得离开。
没办法，“一城独大”的成都经济实在太强悍了。
2016年，成渝城市群被中央定位为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平台，长江经济带的战略支撑，国家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示范区，但作为四川的省会、首位城市，仅占全省1/7的成都人口，GDP却占了全省1/3强。
数据显示，2012年-2017年，成都市占四川省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34.1%、34.7%、35.2%、35.9%、37.2%和37.6%，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经过多年培育发展，成都已构建起涵盖38个大类、184个小类的综合性工业体系，获批“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同时吸引了285家世界500强企业入驻，新经济总量指数居全国第4位。
成都还拥有高新技术企业1.14万家、中欧班列（成渝）开行量全国第一、森林覆盖率达40%、实体书店全国第一，17个国家的领馆选择在这里。
如此强劲的发展势头，谁又真的舍得离开。
成都的惊喜，还未停止。
2022年，成都正式官宣：经济总量挺进“2万亿俱乐部”，其中规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万亿；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7.4%，在全国副省级及以上城市排名第4。
这意味着，成都继上海、北京、广州、深圳、重庆、苏州之后，成为中国内地第7个2万亿GDP城市。
这年，成都以GDP 2.08万亿元排名全国经济十强市第7位。虽然，成都比前一位的苏州经济总量少了三千多亿，却又以2.8%的增速超过苏州的2%。
同一年，工信部《先进制造业百强榜单中》，成都位居全国第9位，位列西部地级及副省级城市首位。
助力成都跨入“2万亿俱乐部”的，是成都花了十多年时间培育出的两个万亿级产业：电子信息和装备制造业。
电子信息产业一直是东部沿海城市的强项，也是全球化时代背景下，苏州、东莞等城市吃到的红利。
但从2000年开始，产业西移成了趋势，许多IT企业纷纷盯上拥有雄厚电子产业基础，又有丰富劳动力资源的西部城市。
这一切，成都的资源得天独厚。
当年苏联援助的156项重点项目中，涉及电子工业建设项目的有9项，其中4项落在了成都东郊，奠定了成都电子信息产业的基础；随后搬迁至此的西南通讯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西南电子设备研究所以及电子科技大学等科研机构、高校，又为当地的电子信息产业培养了大批人才。
虽然成都的电子信息产业经历过一段蛰伏期，但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到来，成都也再次等到了机遇。
在四川和成都，电子信息产业被视作“一号工程”，被定位为支撑西部经济发展高地的重要角色。
2003年，从英特尔首先落户成都开始，随后戴尔、IBM、德州仪器来了，华为、富士康、京东方、中电熊猫、天马微电子也纷至沓来。
2008年，成都电子信息产业产值首次突破1000亿元，2020年突破1万亿大关。
不到20年时间，成都依托原有电子产业，建立起覆盖智能终端、集成电路、新型显示、人工智能在内的全产业链体系，一个庞大的万亿级产业就此形成。
成都，还是“大国重器”的重要组成力量。
我国的轨道交通产业，素有“南看株洲广州，北看青岛，西看成都”的说法。以中车成都、中车电机等为代表的四百多家轨道交通企业，使得成都成为国内少有的同时具备地铁、有轨电车、悬挂式单轨等整车制造能力，以及中低速磁悬浮、动车组等轨道交通产品研制生产条件的城市。
仅轨道交通产业，就又给成都增加一个千亿级的产业集群。
同时，无论是火电、水电还是核电装备，抑或这两年大热的光伏装备，成都均为全国乃至全球不容忽视的存在。2021年，成德高端能源装备产业集群产值突破2050亿元，约占国内全行业1/6，重型燃气轮机等15项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常年保持第一。
成都科创实力的家底远不止于此。
2020年，成都诞生了世界首条高温超导高速磁浮工程化样车及试验线等原创成果，获批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22项科研成果获国家科学技术奖，新增两院院士3人，国家级创新平台增至215个，全球创新指数排名第39位，科创的引领能力逐步增强。
在此背景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提出了成渝共建西部科学城，剑指“全球一流的科学城”。
高质量的科研环境也吸引了众多高新企业到来。2021年-2022年，仅一年时间，成都净增了一千六百多家高新技术企业，总量达到7800家。新增科创板上市及过会企业11家，总数居中西部首位。
最高运算速度达10亿亿次/秒，排在世界前十位的成都超算中心，也顺利进入国家超算中心序列，开始为上海、广州等35个城市，六百多家重点客户提供超算服务。
更令人瞩目的是2022年10月，历经15年研制的C919国产大飞机获得大型客机型号合格证，正式进入商用交付阶段。
作为举国体制优势下的代表作，C919国产大飞机集聚了24个省市、1000余家企事业单位的研发力量，成都功不可没。
其中，C919客舱核心控制系统、信息系统、机载娱乐系统等都是“成都造”，供应商分别来自成都的中航成飞、四川九洲、中电科航空电子、中电科柯林斯航空电子等机构和企业。
作为成都又一项重要的产业项目，成都航空航天制造业总规模已近千亿元，“航空经济之都”效应逐渐显现。
同时，成都正在建设的天府机场，也让这座万亿之城，成为国内继北京、上海之后的第三个“双机场”城市。
成都的科创产业既有天上飞的，还有地上跑的，成都在新能源车行业，一波三折，但后劲十足。
早年，在“蔚小理”新能源车品牌之外，成都选择了威马。可惜威马不争气，不但没有带动成都的新能源产业，反倒让成都错失了机遇。
虽然成都同期牵手吉利打造了沃尔沃生产基地，吸引一汽大众、一汽丰田、东风神龙整车企业10家，零部件企业500余家落户，但在新能源车领域只能算刚刚起步。
不过，成都在装备制造业的产业集群领域的成绩，还是令自身取得后发优势。在先后引进了中航锂电、比亚迪、亿纬锂能、宁德时代等重点企业，成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也逐渐形成又一个千亿级的产业集群。
成都的制造业优势不仅是以往的历史积淀，更关键是人口总量和智力优势。
“七普”数据公布后，成都现有人口2000万，位居全国第四，已从特大城市晋级为超大城市。城市人口中，拥有大专以上学历人才多达536万人，仅次于北京、上海，位居全国第三。
这些人才，一方面得益于成都拥有全国一流的高校资源，为其带来源源不断的高学历人才储备，另一方面也与全国各地的人才涌入密切相关。
四川共有8所双一流高校，其中7所本部位于成都，总量仅次于北京、上海、南京，与武汉、广州、西安等并列。
依靠雄厚的产业布局与充满魅力的城市文化，成都不仅吸引了毕业生留下，甚至还在经济下滑的背景下，不断“引诱”东部沿海城市的年轻人迁入。
近年来，在重庆、上海、北京和成都4个常住人口超2000万的城市中，成都始终以每年10万人的人口增量排名第一。
过硬的经济实力和科创底子，彰显了成都超一流的城市能级，才成为成都“来了就不想走”的底气。
但是，经济跑得飞快的成都，也有隐忧。
2016年印发的《国务院关于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的批复》，成渝城市群被定位为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平台，长江经济带的战略支撑，国家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示范区。
从国家层面上看，成渝城市群实际是国家希望川渝在西部大开发、西部陆海通道、中欧快速通道起到核心领军作用。通过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构成一个稳定的弓箭型，实现战略纵深的规划。
不过，相比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都极为特殊。因为其他都是“单核带动”为主，成渝却是“双核驱动”，城市群以成都和重庆为首，身后跟着一群GDP不到2000亿的地级市，呈现出头重脚轻的格局。
2023年一季度，成都GDP实现5266.82亿元，同比增长5.3%，可同处成都都市圈的巴中、南充、自贡、眉山、资阳五座城市均为负增长，其余的泸州、广元、广安三市，一季度经济增速分别仅有0.1%、0.6%、0.8%。相比成都，不足1%的同比增幅实在没法看。
在强省会模式之下，成都省会首位度超过35%，居国内省会前列。作为政策、资源倾斜明显的省会，经济高度分化的城际落差可以增强自身的虹吸效应，提升城市间的竞争力。但从设立城市群区域合作的初衷来看，“一城独大”并非国家所希望看到的。
城市群的设立，是希望拆除行政壁垒，通过市场让资源配置更高效，提升各地经济。但过于悬殊的经济落差显然会让城市群出现新的资源壁垒，城市一体化的目标也难以实现。
原因很简单，资源过度导入到中心城市后，人口流入地又不愿替流出地“埋单”，地区落差会进一步加大，各地的社保及养老资金池就难以填补，导致地区经济落差更为悬殊，原先促进城市群的人口、资源流动的一体化目标，就是一纸空谈。
因此，四川这才多次强调，在“支持成都做大做优做强”同时，力促“一干多支”新格局。
所谓“一干多支”，其实就是希望成都保持经济领头羊现状不变，根据各地差异化发展要求，打造几个各具特色的城市群、培育几个具有一定带动力的区域性经济中心城市，破解四川发展不均衡的现状。
参考珠三角及长三角集群发展来看，一般都是在中心城市之外，再培育发展“第二城”。通过优化内部城市竞争格局，再次找到城市间经济的新增长点。
珠三角的东莞、长三角的苏州，都起到了以点带面的新一轮带动周边城市发展的良好效应。
因为群内的“小伙伴”彼此体量、潜力都差不多，彼此也只能说条件上各有千秋，但经济体量与成都、重庆两市实在相差太远，根本谈不上谁带动谁。
区域合作，最重要的是资源互通、优势互补。成渝城市群的特殊性与其他城市群具有很大的不同，只能因地制宜想办法。
其实，《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已经提到，要构建“一轴两带，双核三区”的格局，就是通过重点城市的“带状”辐射，让沿线及沿江的城市参与到经济合作，次第发展。
从国家战略上看，成渝城市群实际是国家希望川渝在西部大开发、西部陆海通道、中欧快速通道起到核心领军作用，达到辐射西南的战略纵深目的。
因此，四川省才又发布《关于承接制造业有序转移的实施意见》，提出“有序疏解成都市中心城区一般性制造业、区域性物流基地等功能和设施。”
毕竟，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仅靠成都一城独大，非但不能实现经济能级向周边成规模、有序扩散，甚至可能还会影响和制约成都的进一步发展。
但不管怎么说，成都确实以开放的姿态，快速增长的工业实力，昂首站在了经济强市的前列。
变革中的成都，如同拆开了时光的包装，既有充满烟火气的九眼桥茶馆，又有摩登时尚的太古里，奔放里自带婉约，浓烈中暗藏雅致。
一切恰如赵雷的歌中所唱，“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
那是历史和现代文明浸泡后的场景，快与慢间，如同千百年前的“锦城”和今日的成都，在时光中坐下倾谈，身影重叠。
成都的故事，还在书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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