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投资人朋友，不回微信了

设想你是一名草根创业者，刚刚在一场投融资对接活动上认识了几名投资经理。他们干练利落，效率至上，在简单了解需求后就当场发出邀请，约定在某个工作日一起过一遍BP，详细了解你的核心团队、产品洞察，市场分析、同类竞品和具体的融资需求，“看有没有机会进一步合作”。

几天后，会谈如约进行。你带着技术合伙人用30分钟熟练地讲解了这份精心调整过好几版的PPT，又回答了投资经理们关心的几个问题。结束后你怕自己没有发挥好，又点开私聊对话框补充了几条你认为很关键的项目要点，并着重地暗示对方最后一页写的融资目标“不是一口价”“可以谈”——对方似乎也很能理解你的心意，很快回复了几个捂嘴笑的表情，告诉你“懂的X总，我们下来研究一下哈”。

可让你没想到的是，这就是你们最后一次有效沟通了。投资经理们大多数时间“在忙”，需要“稍后回复”；偶尔“和团队讨论了一下你的项目”，但需要等“大领导出差回来”再推进到下个阶段。你因此深感焦虑，熟悉的“打水漂感”笼罩着你，开始思考这次该怎么向团队交代，总不能说“这次对方又不感兴趣”吧？甚至在某个emo的夜晚你心中充满了不服，准备翻翻朋友圈，看看对方到底具体在忙什么，或者具体在哪里忙，实在不行可以强行制造一次“偶遇”，却发现对方设置了朋友圈三天可见，惨白的手机屏幕里横亘着一条沉默的白线。

这是自媒体数星星的星哥在《消失的投资人》里描述的场景。虽然没有指名道明地对应到任何具体的当事人，但这篇文章在推送之后反复地出现在我的朋友圈里，阅读量很快突破了10W+。转发的读者们相信，文章里的故事情节贴切地还原了当下投资圈的一个古怪现象：投资人的线上活跃度正在暴跌，如果你和某位投资人的联系仅靠社交软件维持，那么你们的交情就相当于绝交。

而且在很多人看来，投资人表现出来的“冷漠”甚至超过星哥的描述。有负责产业招引的朋友，发现投资人几乎把微信从“即时通信软件”用成了“留言板”，每次回复需要以“天”为计量单位，和“客客气气接待自己”的企业创始人大相径庭；有创业者总结出来一个规矩，认为现在投资人在微信上主动说“我们通个电话”，基本已经变成了“我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的高情商替代词。

而我另一位朋友在朋友圈说，你得习惯，投资人不回微信大概有两种情况：一，已阅但没兴趣；二，臣妾做不到啊。前者算没礼貌，后者情况则更现实：跳槽了，转行了，没钱了，转岗了，被裁了……都不是没可能。

于是出于职业本能和好奇，我也向身边的投资人朋友发起了这个话题，希望能从他们的视角来还原“消失”本身，并试着把讨论延伸到两个更现实的子命题：投资人为什么会选择“下线”？“下线”之后他们又把时间用在了哪儿？这一系列的变化中，又有哪些机会和意外收获吗？

理论上的假说

其实关于“投资人集体消失”这件事，无论是美元市场还是人民币市场都已经有了很多学术性的讨论，一个最常见的观点是“风险投资的从业者，本来就处于一种冗余的状态。”

美国考夫曼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Diane Mulcahy就是这类观点的代表人物。她通过大量的创业者访谈发现，明明“没有创业者，就不会有风险投资行业”——两者即使称不上谁是谁的衣食父母，也至少应该是互惠共赢的关系——但越来越多的创业者在投资人打交道的时候，会“不自觉地将自己代入到被动的位置上”。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对各行各业加速透明化，一个新的趋势是公众媒体在进行商业报道时，除了描写创业者本身的成就，也开始习惯性地点出“是谁在最开始支持了初创阶段的他们”，造成了公众们普遍对“风险投资充满了神话般的想象力”。

于是在2012年，她联合两名考夫曼基金的同事共同发布了一篇题为《我们遇到了敌人，而“这个敌人”就是我们》的报告，试图还原这样几个事实：

-风投并不是创业公司的主要资金来源，即使在金融市场活跃的美国，大概也只有1%的初创企业通过风险投资筹集资金，仅统计截止2012年天使投资者（投资早期项目的高净值个人）为初创企业提供的资金，整体规模就能达到风险投资机构的16倍以上；

-风投并不是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同样无力对抗周期到来的影响。同样以金融市场活跃的美国为例，风险投资行业在90年末到达一个巅峰后，就进入了一个以10年为跨度的衰退期，活跃的市场化风险投资机构从2001年的744家下降到526家，募资总额度也从390亿美元萎缩到不到190亿美元；

-风险投资并不总是能提供让人瞠目结舌的回报，甚至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无法提供足够高的回报。考夫曼基金在20年里出资了近100只风投机构，其中大概只有20只基金能够每年跑赢市场的平均水准，并且这个赢的幅度其实也只有3%至5%；

-风投也并不是一个成长型的行业，业绩表现并不会随着资金管理规模的扩大而等比例的放大。一项学术研究发现，当基金管理规模超过2.5亿美元，该基金业绩水平就会下降。具体到Diane Mulcahy所就职的考夫曼基金本身，他们也发现了同样的规律，当一只基金的管理规模超过4亿美元，那么这只基金就很难再提供“有吸引力的回报率”。

而这些事实的客观存在让“投资人”必然成为一个不稳定群体：他们是市场繁荣后的副产品，也因此会在市场衰退的过程中率先退场。

“互联网女王””Mary Meeker为这一规律提供了非常具体的证明。虽然Mary Meeker对互联网行业的看好可以追溯到1993年；英特尔等硅谷公司也是在1996年看到Mary Meeker的行业报告之后，才意识到需要全面拥抱互联网；甚至到1998年，已经有互联网公司公开表示“和银行的合作是多余的，因为只有和摩根士丹利合作，我们才会得到Mary Meeker的更多关注”。但直到互联网泡沫最鼎盛的2000年初，Mary Meeker才被广泛认为不仅仅是一名“分析师”。

当时Mary Meeker离开了摩根士丹利，以1500万年薪的身价加入了美国最大的风投机构凯鹏华盈KPCB，KPCB合伙人John Doerr认为Marry Meeker的角色到了被重新定义的时刻：“我认为Mary不再是一名分析师，我将她看作是一位向投资人、企业家以及管理团队提供服务的人”。

并且随着2000年下半年泡沫被戳破，Mary Meeker姗姗来迟的“职场跃升”又几乎在没有任何缓冲的情况下遭遇了市场的集体罢免。散户们认为长期坚持看涨的Mary Meeker需要为科技股的崩盘负责。亚马逊、ebay等在“泡沫”中遭遇严重损失的互联网投资者们向Mary Meeker则提出指控，认为其涉嫌操控股票市场、蓄意误导投资人、“出卖投资者以取悦摩根士丹利的大客户”。

最终在2001年，在法官以“证据不足”“滥用程序”为由驳回投资者的指控后，Mary Meeker宣布将进入为期数月的“休假期”，一直到2004年Mary Meeker发布200多页的《中国互联网报告》，预计中国互联网公司的整体市值会在五年内超过日本，才正式回到公众视野。

硅谷创业者、商业媒体人Brian McCullough基于Mary Meeker的经历，还提出了另外一种假说。他通过整理数据发现，互联网泡沫并不是一次全方位的溃败：在1999年9月到2000年7月这段时间里，互联网企业的创始团队、早期投资者们总共套现了430亿美元，仍然达到了是1998年估值规模的两倍。如果再将时间精确到在纳斯达克指数见顶的那一个月（2000年3月），卖出解禁的原始股差不多能实现23倍的收益。

Brian McCullough认为这种状况让散户们必然会带来“巨大的幻灭感”：他们听从建议，保持着和投资人们相同的决策，却最终成为了唯一的输家。

再加上2001年至2004年初，仅在硅谷范围内就有20万个工作岗位因为“泡沫被戳破”而消失，一夜之间“大量的年轻人从改变世界的主角变成了多余的人”——作为普通人视野范围里，最接近规则制定者、最接近红利分配者角色的“投资人”，已经不可能再按照以往的姿态，停留在公众舆论当中。

现实中的理由

除了社会责任感层面的假说，我也尝试通过对话寻找一些更“现实”的理由。

“好学生心态”是一个经常被提到的词。尽管能够理解“高学历”“好学校”代表着风险投资行业需要的判断力、人脉资源和投研技能，但由于“好学生”在成长阶段中绝大部分的肯定，来自在既定规则的竞争体系下取得高分，很多人都相信“好学生”这个标签在当下的创投环境里，带来的更多是“负面反馈”。

“好学生很擅长在一个稳定的环境里，通过解题找到一个标准答案……而现在他们会越来越多地感受到，过去的解题方法论没用了，取得高分越来越难，最主要的一个成就感忽然就没了。”一名90后投资经理向我抱怨，“我基本上每天都在给博士们进行心理按摩，太累了。”

一位文化产业的投资人对深有同感，她觉得身边的同行们确实习惯性地停留在一种博弈的状态里，“别人投了你没投、别人没投你投了、别人和你都投了，都有能让人焦虑的地方……所以干脆少看。”

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关于互联网泡沫的跟进报道里，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互联网泡沫消失的同时会放大教育泡沫，因为“在金融圈，大部分人都是教育体系的优胜者、受益者”，会默认“如果接受更多教育，总能会赚更多的钱”。美国科技媒体Techcrunch报道过这样一个案例：PayPal创始人Peter Thiel与Founders Fund的管理合伙人Luke Nosek在互联网泡沫后，曾经推出过一个名为“20 Under 20”的计划，希望通过为20名20岁以下的年轻人，提供两年10万美元补助的方式，鼓励湾区保持现在的创业氛围，而不是躲在学校构建的“舒适圈里”——结果由于计划“过于顺利”（全部的400多份申请里常青藤等顶级名校的学生占到了绝大多数，仅斯坦福就有17名学生报名），遭遇了来自校方、家长、媒体等多方面的强烈反对。

以杜克大学创业和研究商业化中心主任Vivek Wadhwa为代表的反对派认为，当下的年轻人不应该高估自己成为“扎克伯格”的可能，最明智的选择是尽可能地接受所有的教育，“如果可以的话，至少完成学士学位并获得硕士学位”。同时Vivek Wadhwa强调学位不一定来自哈佛或斯坦福这样的精英大学，“任何教育都会带你走得很远”。

也有人觉得“不回微信”这件事并不值得大书特书。一位投资人援引《哈佛商业评论》的一篇研究报告，认为创业者们过多在意是否能得到即时反馈，本身就是对“商业规律的不尊重”：“我记得有一份研究报告提供的数据说，平均每次成功的交易都需要经历28次见面……虽然这个数字可以通过PR、社群活动等其他手段加速吧，但你总不能指望依靠会场上的一次短暂见面，一下子就能推进到一个建设性的阶段。”

他目前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募资上，最大的感受“有决策权的出资方一天恨不得开20个会”，经常是“一杯清茶就开始直入主题”，几乎很难挪出精力到“情绪社交”上，因为“投资的底层逻辑是价值交换，价值交换里最需要的提供经济价值，其次是提供社会价值，最后一环才是提供情绪价值”——而这个感受又反向地压缩了自己的“情绪社交”空间：“为了搞明白那些‘心照不宣’‘桌面上下’，我看了几十本书，和胡雪岩学送礼、和盛宣怀学说话。”

甚至有一位投资人认为，投资圈应该养成“不要过多地在社交网络上暴露个人生活”的意识。

逻辑是“一级市场本来就是一个水下市场”。尤其是对于很多中小基金，“多则50%，少则15%”的LP是通过“熟人关系”来决定出资的：“（人和人之间）能达到托付钱的信任，前提不就是熟人关系得在里面吗……当然前提还是基金的DPI和IRR得合理，也不是每个LP都是这样（凭熟人关系出资），但你说（中小机构）就是靠手艺硬募……说出去才没人信了，对不对？”

在这个前提下，创投圈从业者们的个人社交生活实际上既关键又敏感，朱啸虎在前不久更是贡献了一个“活教材”：6月的某天，朱啸虎在朋友圈里转发了“冲进球场拥抱梅西”的小伙子，感叹其“少年像风一样的飞”；不久之后，有人将这条朋友圈截图转发到了推特上，文案是“已拘留，勿念”，对应这名18岁小球迷被行拘的最新动态；到了当天晚上，这条推特又被截图发到了微博上，文案描述却被营销号加工成了“金沙江创始人朱啸虎已拘留，勿念”。

愤怒的朱啸虎在朋友圈公开喊话：“网络秩序确实需要严格整顿！”

但对很多投资人尤其是GP来说，维持每周几条的朋友圈活跃度，反倒成了必要的任务。

压力下的选择

我想，我应该给“不回微信”再找几个正能量的解释。

在整理的所有答案里，有一个最乐观的版本，提供这个答案的朋友认为投资人之所以不爱回微信、朋友圈也越来越少，是因为风投行业的大部分从业者都拥有“留学经历”，这让他们在潜意识地向往“能够把生活和工作分开”，更强调“工作对于生活品质的影响”。一个最直接的证据是，不少投资机构至今保留着“放暑假”的习惯。

当然他在说完这句话之后，稍微顿了几秒，补充了一个前置条件：“这要看老板有没有见过大钱。”

我也收到过一个非常让人难过的答案。一些朋友表示，由于他们对创业的难度有着充分的认知，于是会在尽调过程中花大量的时间进行创业者访谈，以更好地判断“这名创业者是否对未来可能面对的困难”做了足够的准备，然后久而久之整个团队发现自己变成了“情绪垃圾站”，“精神极其不卫生”。

于是他们花大量的时间开始健身，玩剧本杀、密室逃脱，通过物理或者意识上的方式强行把自己抽离出工作场景，最夸张的同事已经把健身时间从每周两次、一次1小时拓展为了每天一次、一次3小时，“好些基金合伙人们都开始每周远郊骑行了，70公里起”——有意无意，大家确实“戒网”了。

不过LP们的压力也很大，双方在情绪交集的推动下增加了很多“工作场景”之外的相处空间。我问这能不能理解成饭桌文化的异化，只不过80后、90后的谈话场景里通常没有白酒，而是旅游、骑行、滑雪，他们没有否认这一点。其中一个朋友这样向我解释：“我希望他是我未来五到十年的LP，能陪伴我一起成长，所以我是愿意花这个时间去陪伴他们的。”

也确实已经一些“意外收获”开始出现。比如一位朋友曾经尝试带着LP一起玩密室逃脱，“结果这LP现在看AI和游戏赛道，很多概念一讲就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