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的底气和“药方”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城市进化论（ID：urban_evolution），作者：杨弃非，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7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切实提高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切实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就在不久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下称《意见》)公布，迅速引发大量关注。
民营经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特别是当前，“中国经济的难点在民营经济，社会关注的热点在民营经济，未来发展的突破点也在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共识。
何以突破？上述《意见》特别提到，要“不断创新和发展‘晋江经验’”。
去年，正值“晋江经验”提出20周年之际，时任福建省委书记曾撰文提到，“晋江经验”不仅是对民营经济从孕育到成长、从发展到壮大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更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的深邃思考、积极实践。传承弘扬“晋江经验”，也是进一步激发创新活力、点燃创业激情、掀起创造热潮，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登上新台阶。
眼下，晋江乃至其所在的泉州，正处于提档升级的关键时期。作为“晋江经验”的诞生地，泉州是全国民营经济最早发源地之一，民营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居万亿城市之首，这也是泉州跻身万亿城市的最大底气。
但同时，一系列内外部因素影响下，泉州也面临发展“阵痛”，更需要重新在民营经济当中寻找“药方”。
衡量一座城市民营经济的规模，增加值是一个较为常用的指标。
据不完全统计，去年，上海、北京、深圳、广州、重庆、苏州、成都、杭州、宁波和泉州等万亿城市，民营经济增加值均超过万亿规模。其中，宁波和泉州两座地级市的民营经济表现尤为突出，反超了GDP更为靠前的城市。
如果从总量来看，“民营经济第一城”由重庆以17404.4亿元摘得；而常年头顶这一“头衔”的深圳，则以微弱差距居于第二。
两座城市的差异体现在何处？
如果进一步从每万人市场主体拥有量来比较城市的创业密度，以民营经济著称的深圳则以2229.6户登顶，相比之下，重庆仅有1063.1户，该指标在已公布相关数据万亿城市中排名靠后。
行业分布则是另一个比较维度。参考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2018年度）“法人单位”数据，两座城市“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均为企业数最多的两大行业。紧随其后，两座城市企业聚集度最高的三个行业：
深圳分别为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重庆则是制造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以及住宿和餐饮业。
换句话说，虽然民营经济规模上重庆占优，但与深圳相比，其发展质量仍有较大提升空间。（猜你想看：《再上万亿，“塔尖城市”谁动力更足？》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成都、宁波、泉州的民营经济增加值一道迈过万亿门槛，将城市竞争的水位抬升至万亿级别。
细看三座城市，规模优势是推动成都转身的重要因素。截至去年末，成都市场主体共有364万户，在万亿城市中仅次于深圳的394万户。
宁波和泉州则是民营经济制造业带动城市经济增长的典型。到2022年底，两市市场主体数量分别为130.4万户和139.7万户，不及深圳、重庆的一半，但民营经济增加值均超过深圳、重庆的56%。平均来看，宁波、泉州两市的民营企业对全市民营经济增加值作出的贡献更大。
如果进一步对比民营经济增加值占比，泉州则能展现出争夺“民营经济第一城”的更强竞争力。
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民营经济占GDP比重已超过60%。已公布数据的GDP十强城市中，除杭州以61%的比重位列第一，其余均不及全国平均线。反观泉州，该指标高达83%，高居万亿城市榜首。紧随其后的郑州，该指标刚突破70%，南通则以69.1%的占比居于第三位。
民营经济在泉州的地位之高，不仅仅体现在增加值上。当地有一种 “88999”的说法，即民营经济贡献了泉州八成以上税收、八成以上地区生产总值、九成以上研发创新、九成以上城镇劳动就业、九成以上企业数量。
即便在疫情影响下，泉州民营经济仍然实现进一步上探。对比2020年，泉州民营经济增加值为8284.08亿元，占GDP比重达81.5%，到2022年两项指标均有明显提升。
泉州民营经济为何能有如此表现？
从结构上看，泉州民营经济并非依赖某一种主导产业的延伸，而是多种产业的“百花齐放”。体现在数据上，到2020年，泉州共形成9个千亿产业，不少在全国都拥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
比如，建材家居年产值4584亿元，石材进出口量约占全国60%；纺织服装年产值3428亿元，产量约占全国10%；鞋业产值2187亿元，运动鞋产量约占全国40%；健康食品年产值1374亿元，糖果产量约占全国20%……
追溯这些产业的发展历程，晋江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观察切口。回顾晋江发展历史，民营企业家秉持“敢冒风险、爱拼会赢”的地域文化，发挥“山海亚侨特台”优势，靠实业起家，长期专注于“一双鞋、一片纸、一泡茶、一块玻璃、一片电池”等，逐渐从小到大、由弱变强。
北京拓维研究院院长王毅曾多次前往晋江调研，他发现，如果深入研究产业发展脉络，晋江的成功首先还在于民营经济生态系统的成功建立。
据他分析，“在晋江企业群崛起之后，国内其他区域很难出现一家具有全国影响的运动品牌企业。企业集团通过其内部细致完善的分工协作形成了很高的行业壁垒，维持其不可逾越的竞争优势地位；且一经形成，就有了自组织、自运行、自我更迭的内在生命力。”得益于企业间的协同优势，一旦按下“启动键”，晋江民营经济便走上了自我循环的良性发展之路。
但另一方面，在民营经济的各类排行中，似乎鲜见泉州身影。
以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22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为例，杭州有41家企业入榜，数量为城市首位，其后分别为苏州、无锡两座地级市。而泉州仅3家企业入榜，与头部城市差距较远。
不仅如此，即便与经济体量更小的城市相比，泉州也不占优势。
在民企500强数量排名前十位城市中，有三个并非万亿城市，分别为山东东营、河北邯郸和浙江绍兴。其中，东营和邯郸两市均得益于其强劲的支柱产业——
在东营，民营企业依托石油资源形成优势产业，上榜的17家企业有15家属于石化及关联产业；而在邯郸，钢铁产业格外突出，14家企业中有11家来自当地钢铁大县武安。
两座城市所独有的资源优势令其他城市难以比拟，相较而言，绍兴则与泉州有着更类似的产业发展路径。
在泉州产业起步的上世纪80年代，浙江也拉开民营经济发展大潮。根据当地媒体记录，一批绍兴人用邓丽君的歌声伴奏，挂起了牛仔裤，摆起了地摊；在柯桥区的104国道沿线，到处都是贩卖布匹的摊贩；在诸暨、上虞、新昌、嵊州，有人养起了珍珠，有人卖起了雨伞，有人做起了医药……
以此为基础，绍兴民营经济逐渐呈现出块状发展的特色，包括柯桥的纺织、印染，诸暨的袜业、衬衫、珍珠、五金，上虞的伞业、化工、机电，嵊州的领带，新昌的医药、轴承，越城的家私等，较具规模的块状特色经济近40个。到如今，绍兴入围“500强”的12家民企，也各自脱胎于五金、化工、机电、纺织等领域。
绍兴的成长，一个重要助推因素在于产业转型的速度和力度。
一个典型例子出现在2018年，绍兴500强民企数量曾遭遇“腰斩”，从两年前的25家跌至11家。绍兴发改委课题组曾撰文分析提及，数据背后绍兴所经历的行业结构迅速优化，入围企业的建筑业比重从2016年的56%（14家）下降至2018年的45.5%（5家），机械制造业比重则从16%提高至2018年的27%。
而作为传统制造业大市，绍兴更是选择向先进制造业方向“攀登”。根据赛迪顾问发布的先进制造业百强市榜单，绍兴从2019年的41名跃升至去年的24名，同年泉州仅居于30名。按照当地说法，绍兴制造业昔日的“酒缸、酱缸、染缸”，正向今日的“芯片、药片、刀片电池”转变。
眼下，新一轮民营经济发展大幕即将拉开，各个城市也在积极蓄力。比如，民营经济体量最大的重庆，将2027年的目标定为民营经济增加值超过2.5万亿、占比超过62%；此前，泉州也提出2025年民营经济增加值突破1.2万亿、2035年突破2.2万亿。
前路已然明朗，但民营经济发展仍不乏难题待解。这些民营经济大市，能否探索出新时代的“晋江经验”？泉州，又能否再度撑起“民营经济第一城”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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