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航天是一门好生意吗？
这似乎不应该是一个疑问句。以目前最具公众知名度的商业航天项目SpaceX为例，自成立以来SpaceX先后完成过29轮融资，累计融资总额高达98亿美元，推进整体市值接近1500亿美元，大踏步地成长为马斯克庞大商业版图里继特斯拉之后最重要的增长部分。
更重要的是根据上个月国外媒体披露的财务文件里，这家人们印象里“史上最烧钱”的科技公司甚至已经实现了首次盈利——据一名自称来自SpaceX内部的消息人士提供的财务数据显示，2022年SpaceX营收翻倍至46亿美元，带动亏损大幅度收窄，从2021年的9.68亿美元下降至5.59亿美元；到了2023年第一季度，SpaceX的营业收入更是创造了成立以来的峰值，达到了15亿美元，实现5500万美元的净利润——最难的商业模型都跑通了，行业成为风口的日子还远吗？
在咱们中国，“商业航天”的市场潜力也得到了多方面的认可。例如成都市政府就把“商业航天”看做建圈强链行动的“关键一环”，在政策要素保障方面，先后编制完成了《成都市航空航天产业生态圈建设规划（2019-2025年）》《成都航空航天产业生态圈探索与实践研究》等5个战略规划。截止目前全市航空航天产业总规模已突破1000亿元人民币。
但如果我们这句话加上一个定语，拓展成“商业航天是一门值得投资的生意吗”，问题似乎就变得复杂起来。
同样以SpaceX本次被披露的财务数据为例。虽然持续增长的营收表明，SpaceX所构想的商业模型具有可行性，但更多的细节数据表明SpaceX本质上并没有改变商业航天其本身的“硬科技”特征，即高成本、高风险、长周期：2022年SpaceX在员工工资、材料和航天器折旧等一系列成本上花费达到了31亿美元，几乎在2021年的基础上翻了一倍；2022年SpaceX还在研发上投入了13亿美元，相比2021年同比增长11%；此外，火箭建造发射需要开阔的场地，过去2年SpaceX在购买地产和设备上的开销达到54亿美元。
这种先天属性显然对风险投资的参与提出了很高的技术性要求。想要推动商业航天产生规模化红利的，成为一个全面市场化的繁荣产业，显然还需要一个关键的“拐点”。
那么这个“拐点”什么时候到来？“拐点”会以什么形式到来？是一个重要的政策落地？是一家具有代表性的企业走向IPO？还是一项关键技术实现突破？8月31日，在投中信息主办的首届天府创新资本论坛的分会场，“竞逐商业航天‘卡位赛’”闭门座谈会上，司辰东方、力合创投、启迪之星、元航资本、微纳星空、天仪研究院等来自投资方、企业方的二十余位与会的嘉宾围绕这一话题进行了开放性的讨论。
商业航天这件事，中美发展有什么不同？
对于很多人来说，SpaceX不仅是最知名的商业航天公司，它的存在更是定义了人们对“商业航天创业”这件事的全部印象：成立一家公司，造火箭、打卫星、建立卫星数据应用场景、卖给需求方获得丰厚的利润。但实际上SpaceX的发展形态并不具备代表性，中美商业航天领域的发展也有着鲜明的差异。
山行资本合伙人朱思行坦言，通过近几年的持续研发，他发现无论是火箭发射还是卫星运营，SpaceX都表现出了很强的业务能力，是针对全产业链条进行布局，而目前在中国的商业航天领域里，可能很难某一家企业可以把整体全部做完。
作为航天子弟，朱思行明显地感受到身边人们对“商业航天”的认知，很受国内航天发展史的影响，会下意识地认为航天是一个不算经济账的行业。包括很多从体制内科研院所走出来的创业者，最开始也下意识地将“商业航天”认定为一个工程问题。直到近几年大家越来越多地形成共识，工程问题只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航天涉及到的也不只是工程问题，更重要是如何把工程和经济两个复合在一起。
司辰东方创始人胡晓涛认为，本质上，商业航天是按照市场规则配置技术、资金、人才等资源要素，以盈利为目的的航天活动。中国的商业航天从2015年起步，至今已经有八年时间，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与美国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以SpaceX为例，SpaceX成立于2002年，到今年才实现盈利，经过20年的时间。这么长的发展周期，是企业和资本的耐心和坚守促成的。
启迪之星创投副总经理万胜东，则从数据上分析了我国商业航天产业的现状。他指出在大国博弈的背景下，商业航天支撑国家发展和长治久安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市场规模自2015年以来保持高速增长，2017年至2024年年增长率保持在20%以上，预计2024年商业航天市场规模将达23382亿元。
这个数字的背后，是随着军民融合不断深入，央企民企共同推进全产业链发展。军民融合可促进技术和资源在军民之间的双向转移，划分为“军转民”与“民参军”两个层面，为商业航天提供了模式验证和政策支持。
他相信商业航天具有投资大、周期长、风险高的特点，国有资本在早期起到引领带动作用，同时也需要风险投资冲在最前面，发现并支持优质项目。这其中，低轨卫星、一箭多星、火箭回收成重点布局方向，具备相关领域技术优势的企业或将抢占发展先机。
元航资本合伙人王新河进一步解读了传统航天和商业航天之间的差异。他认为从技术的角度来看，我国的商业航天创业企业目前共同的课题是在商业的逻辑下重新打造我国的航天产业。王新河教授认为，由于历史的原因，航天装备的研发是按照型号牵引的，体制内的是按照对应的院所的专业来构成配套体制，缺乏竞争，产品不具备货架化特征，形不成批量，导致成本难以降低。体制内航天供应链上下游在本质上是一个配套逻辑，而非现代化的供应链逻辑。这造成了成本居高不下。而商业航天发展得关键就是要通过技术创新、通过打造现代化供应链来有效降低成本。
在此基础上，我国商业航天装备研发路线将主要集中于两点，一个是技术创新，另一个是“够用设计”。王新河教授指出，目前我国的航天装备产业存在大量的过度设计，比如芯片级别的选择，宇航级芯片与工业级芯片形成了三个数量级的价格差；过度化的强调可靠性的多冗余设计等。这些都是航天器制造成本高企的原因。考虑到商业卫星5到10年的预期寿命，传统的设计方法和规范对于商业航天领域来说意味着过高的成本。
真成投资创始合伙人李剑威将SpaceX看做一个关键变量：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比美国的同类产品更好的，更便宜，但随着SpaceX带来颠覆式创新，美国的火箭运载成本降了一个量级——在目前我国卫星入轨成本1万美元左右（约合7万元人民币）/公斤的情况下，SpaceX的售价下降到了4000美元（约合2.8万元人民币）/公斤左右——这进一步带来了在轨卫星上的数量差，马斯克在过去四年帮助约5000颗卫星成功入轨，而中国目前为止在轨卫星为600颗。
因此在他看来目前我国商业航天的短期共同目标，是如何在发射成本上更接近SpaceX，这其中包括回收复用技术的突破。李剑威认为如果一旦我国在回收复用技术上取得突破，拥有若干家掌握了回收复用技术的航天企业，那么届时中国制造就将显现出结构性优势，我国商业航天产业将有机会做出比马斯克的猎鹰9号更便宜的运载火箭，进而通过物流环节的升级带动卫星产业实现真正的爆发。
天仪研究院北京公司总经理付云浩从企业角度，复盘了国内商业航天产业的现状。天仪研究院无论是从创业之初关注科研卫星，还是到现在有计划建设自己的星座，核心逻辑都是“通过在上游掌握低成本的卫星研制能力，在下游形成稳定的商业模型”，在拥有“造卫星、管卫星、用卫星”的一站式能力的基础上，将盈利点建立在运营层面。但他发现目前上下游存在一定的脱节现象，下游的场景并没有被充分地建设起来，产业方、资本方更关注上游，能够更快释放产能的部组件上。
当然付云浩也意识到这种现象是由卫星数量不够多、卫星数据量不够多所引起的。因此天仪研究院选择开放更多的数据给下游应用类的合作伙伴，推动这些企业利用卫星的数据驱动形成更多的实际应用解决方案，做好上游和下游的链接。
作为一家具备卫星研制能力的应用服务商，蔚星科技创始人李栋补充到，目前商业航天领域内很多下游应用场景里，卫星并不是不可替代的手段，卫星数据在很多场景里只被看做为一次创新探索，这样是很难为星座运营商创造持续稳定的收入的，而下游运营商、服务商不赚钱的话，长此以往，上游的卫星单机、火箭、测运控等供应链如何赚钱？
在这样的前提下，他认为未来国内商业航天领域的“拐点时刻”，并不会体现在卫星上游供应链的发展或中国星网的建设方面，而是出现一个能够真正以市场化的方式募集资金并通过商业应用场景的开拓实现可持续运营的“星座”，而这需要具备三要素：数据源、成本、核心场景，李栋认为，成本是最不需要担心的，因为这是中国制造的魅力所在，越来越多的供应商正在涌入这个行业，大家都“投机取巧”，希望通过卖“铁锹”给淘金者来赚钱，但总需要有人去做那个冒风险的“淘金者”，而自己掏钱发卫星的就是这个“淘金者”。
“拐点”是火箭，还是星网？
在围绕着“拐点”的讨论里，“火箭”是最高频出现的关键词。
真成投资创始合伙人李剑威认为目前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瓶颈在于基础物流，只要能突破这个门槛，整个行业就将迎来“拐点”，开始加速发展。他判断在两年或者两年半之内，中国的火箭回收复用技术将会取得突破，届时发射成本将有机会追上猎鹰9号的水平。
元航资本合伙人王新河指出，回收复用并不是降低物流成本的唯一方案，更为现实的一个策略是尽快定型液体火箭，实现稳定的航班化发射。他的初步计算是，当液体火箭能够入轨3吨载荷，国内同时拥有多家能实现3吨载荷的航天企业，那么成本大概率将下降到5万元/公斤左右的水平。
氦星光联创始人谭俊有相同的感受：原有航天产业不能叫做供应链，而叫做型号项目，一个型号有固定的上下游，很难变动。而商业航天是需要丰富的供应链，通过创新以及竞争来降低自身的运营成本以及产品成本，从而降低整个行业的单品成本。氦星光联作为卫星激光通信的设备制造商，而激光通信又占卫星整体成本的20%-30%，也因此丰富产业链、降低产品成本是重中之重的事情，甚至会影响到激光在星上的使用率。氦星光联通过主动亲近供应链，实现产业上游闭环，从而降低自身成本，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突破。
氦星光联的创始人谭俊也非常关注火箭企业的发展，希望每个火箭公司都能做大做成，带动整体卫星发射数量的增加，摊薄产业成本，形成规模化的收益。而不是基于传统航天供应链，用“压价格”的逻辑尝试降低成本。同时，建议下游最终用户方（如星网公司等），要给民营企业充分的自主权和信任，通过放量和让利，让更多的企业愿意参与到卫星互联网的建设当中。
作为航天器姿态轨道控制领域的产品研发商、生产商，易动宇航总经理丁诚表示在商业航天领域，目前下游的整星整建的单位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在冒有一定的风险或者承担一定的压力，带动上游的企业在应用端完成产品验证。
而作为运载火箭整件研发商代表，箭元科技CFO汪敏向大家系统地介绍了公司目前的研发进度。目前箭元科技的方案是通过“不锈钢箭体+液氧甲烷+海上溅落回收”的方式实现低成本可复用大中型液体运载火箭，目前已经实现了新材料贮箱上的技术突破，在今年1月已经完成了静态点火试验，6月份完成了联合热摆试车，并计划在明年6月进行亚轨道回收试验，最终在2026年上半年实现首飞即回收。汪敏预计首飞的发射成本大概是在3万人民币/公斤，通过回收复用之后发射成本可以最极限可以压缩到1万人民币左右。
汪敏在“海上溅落回收”方案的选择上进行了补充说明：在目前的商业航天领域里，主流的火箭回收方案有三种，分别是定点回收、海上船舶回收、海上溅落回收。与前两种回收方式相比，海上溅落回收自控精度要求低，同时溅落回收只需要发动机下降过程中点火一次，运载能力损耗约8%，定点回收和海上船舶回收运载能力损耗分别为40%和20%，三种回收方式海上溅落回收运载能力损耗最小，能进一步地优化发射成本。
但也有嘉宾强调，类似“星网”“千帆”星座项目的逐步落地，或许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行业拐点。
星测未来联合创始人&COO曹德志就表示，卫星说到底是其使命是为了采集稀缺数据以服务于各种应用，产业链上游的火箭供应，卫星供应能带动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但更需要通过下游的应用来实现它的投资回报。其重点发展的星上计算赛道，本质上是帮助下游应用场景建立的行业基础设施。
王新河教授观察到，从运载工具、卫星平台，到关键部件，包括激光通讯终端、卫星电推进器等重要的关键部件环节都涌现了五六家有实力的创新企业。在星网、千帆等星座项目的拉动下，这些企业将在的商业环境里得到充分发展，进而加速形成新的供应链格局。此外，在未来几年内，卫星互联网设备、空间在轨服务等领域将成为新的投资增长曲线，并且是绝对意义上的早期赛道。
当然对于投资人来说，商业航天赛道里最现实的课题，或许并不是判断“拐点何时到来”“拐点以何姿态到来”，而是如何平衡硬科技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巨大沉没成本，与有限的资本运作周期之间的矛盾。
润土投资合伙人高世明充分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认同航天事业是需要五十年、上百年发展周期的长赛道，但投资人也是“被要求”的一环，参与周期不得不被限制在五年到十年间。在这个前提下，如何“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在有长期理想的同时找准和解决当前商业航天的痛点，寻找和创新商业航天的最终应用需求，让企业能够更好地走下去、发展好，其实问题很严峻。
因此在出手时，投资方虽然会有一定地、出于情怀的倾向，对未来抱以良好的预期，但现实中还是要考虑时间的因素，选择能一定时期内能有相对明显发展跨度的企业。具体到润土投资本身的投资策略，他们并没有单独把商业当天作为独立的板块来全方位覆盖，而是与高端装备、通信、数据应用等大的基础产业发展进行结合。
鼎兴量子合伙人张超认为，星座建设是重资产投入，尤其要关注建设方是否具备可持续的投入能力，星座建设的推进以及应用成本的逐步下降，能够真正拉动整个产业链的发展。他从资方角度建议，进入拐点后，行业将在更多细分领域里展开竞争，竞争格局将会在3年左右基本定型。目前在资本市场上，航天板块还不够丰富，资产证券化率较低，随着资本市场新规的出台，资方会更加重视企业的自我造血能力，希望企业能够做好现金流管理。
成都，能助力商业航天吗？
在本场闭门会中，如氦星光联、蔚星科技、九天微星等多位参会企业嘉宾表达了寻求与地方政府合作的意愿。炎黄国芯董事长CEO郭虎表示，作为电源管理芯片研发商，他们预感商业航天即将进入一个爆发的阶段，作为上游元器件供应商其产品将在商业航天的范围内得到更多的应用。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正计划在完成芯片的设计研发后，也将后道封装、测试等关键环节抓到自己手里，因此寻求在西南地区进行布局。
蔚星科技正计划在研发包括卫星发射方面进行再投入，希望其数据中心未来能够与地方政府合作落地。
九天微星正在推进与地方产业合作的机会。据总经理秦皓介绍，作为国内最早一批成立的卫星整星研发企业，九天徽星根据产能需求和地方产业优势，已经进行了一定布局，目前已经落地河北唐山的卫星工厂，以及四川宜宾的卫星空间设备产业基地。
微纳星空CEO高恩宇表示，微纳星空作为从事卫星整星研发制造的总体单位，有机会也有责任把更多民营企业的产品能够带进更多的国家任务和商业任务等重要的任务序列中，进而更好地兑现未来一级市场、二级市场对于商业航天领域的期望耕。在这个前提下，他们正在寻找营商环境好、人才的持续输出能力强的区域进行布局，以更好地释放产能。
作为地方投资者代表，来自四川兴川、四川发展、鼎兴量子，以及来自深圳高新投的嘉宾分别进行了介绍。
川发资产专职董事张华云表示，四川发展目前已经将航空航天列为目前主要的四大业务之一，专门成立了航投集团，寻找能够推动商业航天上下游与本土产业相结合的投资机会。
四川兴川基金副总经理吴丹表示航空航天领域是保护国家安全、支撑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性产业，是一个国家科学技术先进领先的重要标志。近年来商业航天不断拓展太空探索利用、释放巨大经济潜能，已成为推动我国加快迈向航天强国的生力军。四川兴川作为四川省重点产业基金管理机构，坚持贯彻落实四川省委省政府“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的战略部署，探索挖掘标志性、引领性和带动性强的商业航天企业，目前已投资了深圳联飞、腾盾科技等一批航空航天细分领域龙头企业，正在与火箭发射、卫星发射、高温合金等领域的重点企业进行深入对接及研判。未来四川兴川也将与社会各界携手并进、共同谱写四川省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篇章，为建设航天强国贡献四川兴川的基金智慧和力量。
深圳高新投正轩基金副总经理左超介绍到，深圳高新投一直围绕着硬科技行业，以及深圳的优势产业进行布局。我们也一直看好未来我国商业航天市场的发展前景，过去三年高新投加大了在商业航天领域的布局，重点关注上游卫星制造产业链和下游卫星应用市场。
沙龙上，王新河教授最后也总结道，航天产业本质上属于国家基础建设的一环，既是通信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是数据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前期大量的投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来自政府层面的支持对整个商业航天产业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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