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前，和中学同学Y吃饭，几道本帮菜清清爽爽，席间聊到当时正热的江浙沪独生女话题，当时就想发表些评论，一拖却到了今天。我和他属于普通同学，一年见不到一回的交情。不过倏忽十余年过去，看着各自的际遇，也不是没有感慨。
读书的时候，只记得Y跟我历史成绩都不错。有一次，我考了97分，他是96分，历史老师很会夸人，当着全班的面说：“既生瑜，何生亮。”我是真喜欢那位上课像说书的历史老师，也是真爱听好话，当日的夸奖记到今天。
Y大概不记得和我有过“瑜亮之争”了，他向来不是争强好胜的类型，从来也好脾气。后来，我们在伦敦政经也见过两面，Holborn地铁站出口，阴侧侧的雨幕斜打在象牙白的石墙上，他读商科，我念国际关系，无甚交集。
如今，又聚在上海。桌上的红烧肉焦扑扑、油亮亮的，夹一块到碗里，肉汁把白米饭染得入了味，喷香而不肥腻。墨鱼蛋被片成薄薄的，和绿色的蚕豆勾芡成浆，口感还算清爽，但我更喜欢蒸蛋的做法。红虾仁和莴笋炒在了一起，配上松露的气味，在白瓷盘里有着分明的颜色。本帮菜是上海口味，但也有宁波菜式的融合，吃来一向落胃。
历史很好的Y还是做了金融，在投行参与IPO项目。这是一条大众的路线，但我自然也会说场面话，揶揄道：“聪明人都去做金融了。”Y不是虚荣的人，笑眯眯摆手。
他很沉稳，在28岁的年纪订了婚，两人很合适，都是宁波人，在上海各有一套1000来万的房子，已经在考虑未来要几个孩子，上什么学校了。Y有着宁波人特有的务实，他说现在喜欢钓鱼。其实他这样温和的性格，并不适合金融行业，那里很多人都在往上爬。
他的未来很清晰，而我生活闲散之余，像走在雾气里。Y说：“那不就是典型江浙沪独生女，有钱有爱，一生顺遂。”这同样是揶揄，我跟他讲了真正的烦恼，以及有时down到谷底的心情。
江浙沪独生女的话题火了以后，又带起了宁波是old money的话题。我在想，这到底折射了什么样的时代趋势？
第一，大家不想努力了，很多人觉得努力了也没用，当社会流动性放缓时，人们普遍失去斗志，于是每月万把块还得养家的打工人，当然也想成为把工资当零花钱的江浙沪独生女们。
第二，大家不想做梦了，图一个小富即安，市场风吹雨打，有钱有爱，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已是万幸。
第三，大家觉得靠别人不可耻，不再强调自我成就，江浙沪独生女如果能从“大小姐”进化为“少奶奶”，从靠父母到靠先生，不再被视为“寄生”，反倒被当作“顺遂”。
那么这种思潮的转变是好是坏？我认为，否定努力可以改变一切，是一种清醒，也是我们不与“功绩主义”（Meritocracy）共谋的反叛。哈佛教授Michael Sandel一直在强调精英社会背后的不公正，功绩主义认为只要肯努力，我们就能取得自己的成就。
但事实是，机会并不平等，很多人取得成功，并不只是依靠努力，而是依靠自己的特殊优势（出身、天赋、性别）。但功绩主义合理化了不平等，造成了赢家的傲慢和输家的自责。此外，正如哲学家韩炳哲所言，今天我们总是暗示自己“我能”，其实是在进行自我剥削。
因此，我们将“江浙沪独生女”作为一种图腾，实际上是在认清努力就能成功的谎言，也是在拒绝自我剥削。然而，这种觉醒却并未延续到拜金主义的问题上，在这一点上，人们还是不愿醒过来。
此外，“江浙沪独生女”标签的走红，寄托了人们对于安逸度日的向往，但也是一种偷懒。说实在的，吹捧这样的身份标签，不过是在教女生们都做一个美丽的小傻瓜，即使这样真的比较容易取得俗世的幸福，却也同时放弃了追寻真正的生命责任与价值，你将永远无法构筑起自己的身份认同。
这些是我基于这个话题的理性思索。但是，近来的一些事又进而冲击了我的想法。
和Y吃完那顿饭后，我处于一种矛盾之中。一来，我觉得他开始步入一种普通的幸福，而从前抗拒“普通”的我开始正视这种“普通”，我问自己，是不是要过得正常而幸福，就该坦然接受这种普通？二来，我们这代宁波人，如果在上海常住的话，父母大多会配置好房产，那么解决完这个问题后，难道你不该去实现更大的愿景？难道只是在一个office上上班？百年前闯过三关六码头的精神，如今安在？
矛盾着矛盾着，我就去休假了。
在新西兰的半个月，我意识到，普通的生活是值得过的，而幸福是可以从普通中构筑的。我从小和表姐Z要好，她现在有了三个孩子，大女儿和一对双胞胎儿子，她从未料到儿子们的出世，但或许命书就是这样写的。
那天在皇后镇，我们的旅行接近尾声，她把女儿哄睡后，一起喝了一杯。表姐、三表嫂、我各自占了一排沙发，开启了三个女人的深夜对话。新世界的霞多丽，在杯子里晃晃荡荡，夜色已经吞掉了窗外的雪山和瓦卡蒂普湖，望出去只剩镇上银河一样的灯火。
大家都算是江浙沪独生女，但说起生活里的事，谁都心酸过。话锋一转，我跟表姐说，现在看到你生活里热热闹闹，好像是一种落到实处的幸福。表姐说，你要么也提上日程，其实说起来某某跟你条件算搭的。她说的某某，也是家里办厂。
我伸手止住话头：“我跟他属于互相看不上，感觉他是那种保时捷提车会发小红书的人，吃不消。”我并非调侃人家，其实反倒是像某某这样的小开比较让爸妈省心，到年龄了就能够接班、结婚，按部就班，想法简单，还待在父母身边。
我这样的小孩比较气人，想得多，拿理想当挡箭牌，其实心里也害怕自己空有作家的弱点和品味，却没有真正的作品。而像表姐、三表嫂那样有婚姻有孩子，反倒是一种踏实的寄托。
一周后，我们的大表嫂病逝。做佛事，柔软的明黄色织锦缎布下是一片嶙峋。而在二十年前的婚礼上，那个身体却有致地装在绛色的旗袍里。生命极为残酷，无声无息将人浸透在仿佛持续到永远的日常点滴里，却又可以迅速偷走血肉，不容置喙。一个女人的一生，就这样过去了。听舅妈说，当年她看到，婚礼上的蜡烛烧得一根长，一根短。
如果生命是这样不讲理的，那我们还在呼吸的时候，该如何度过一生？
我试图在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里找答案。托尔斯泰写作，总是近乎本能地疯狂追问内心，在这个故事里，仿佛他真的临近死亡。伊凡·伊里奇度过了最普通、最平常却也最可怕的一生，他赢得了普遍的尊敬，却在生活中每个差点能做出独立判断的时刻，放弃了听从内心的声音，转向了随波逐流，去符合大家眼中所谓的好生活。因此，在死前，他恐惧地发现，自己白活了。直到最后一刻，他正视了虚伪，因此被解救。托尔斯泰晚年一直在鞭笞虚伪，我理解他——唯有真实地度过一生，才是无悔的一生。
于是，我也就不矛盾了。“江浙沪独生女”的标签兴起，是一种时代情绪。它告诉你，应当珍视普通的幸福。但我们也应该超越这样的标签，如果任由自己掉入安逸的生活这个陷阱之中，那太可惜了。我们不应该偷懒，不应该屈服，在还能呼吸的每一天，去完成自我，构建自己的身份认同，以此赢得人的尊严。不然，物质充裕有何意义？一场生命又有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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