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21年全国两会即将召开，今年的全国两会备受各界关注。
2月26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下简称“人社部”)副部长游钧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就业和社会保障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再次释放“延迟退休”的信号，令这一话题在两会正式到来前率先成为热点。
游钧表示，实施渐进式的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是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由此不难看出，“延迟退休”已是势在必行。
事实上，早在2004年，“延迟退休”的话题就开始被提出，2012年两会以来更是被持续热议。然而尽管人社部多次表示将在中国稳慎推进延迟退休，但具体的方案至今未定。
那么，随着人社部近期的又一次权威回应，2021年会迎来这一重磅政策的落地吗？
对此，东吴证券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李勇在接受凤凰网财经专访时表示，延迟退休的真正落地或将还需较长时间。“由于中国劳动力群体数量庞大，劳动工种、劳动力体质等多种因素具有复杂的差异性，因此距离推出一个较为成熟的、能够契合到大部分人需求的延迟退休方案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我认为起码五年，甚至五年以上”。
而在李勇看来，之所以延迟退休要“渐进”，其目的是为适应中国不断增长的人均寿命，有助于减轻养老压力、充分利用中国人力资源。
随着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技术的进步，中国居民人均寿命显著提升。最新数据显示，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已从建国初期的40岁左右提高到77.3岁，其中城镇居民人均预期寿命现已超过80岁。
为何人均寿命的提高会引发退休年龄的提高？众所周知，中国居民的养老保险缴费年限相对固定，那么人均寿命的提高则意味着养老金领取年限的拉长。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必要逐步提高养老金领取年龄，以符合保险制度的客观规律。
除了人均寿命提高的内在要求外，李勇认为，养老压力也是延迟退休的重要原因之一。
根据人社部预计，“十四五”期间，中国的老年人口将超过3亿人，将从轻度老龄化进入到中度老龄化阶段。
而在新生人口方面，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出生人口1465万人，比上年减少58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48‰，触及2000年至今的最低值。
人口出生率的接连走低也为全国人口结构的变化敲响了警钟。
2020年底，民政部部长李纪恒撰文曾表示，“目前，受多方影响，中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此外，人口学者、携程集团董事局主席梁建章早前亦发文警示称，出生人口的“坍塌之狼”已经到来。
谈及年轻人生育意愿低的现象，李勇认为，“养娃”所面临的高成本和人们逐渐增强的自我意识是生育率走低的根本原因。
“一方面，高养育成本让部分年轻人‘不敢生、生不起’。学区房、各种补习班，每个父母都想给子女最好的条件，推动了整体的教育成本大幅提高；而除去教育外，一个孩子的衣食住行方方面面都需要支出，这些经济压力让不少年轻人望而却步。另一方面，得益于互联网的发达，更多适婚适育的年轻人见识到了更加丰富的世界、形成了更加多元的想法，年轻男性女性对是否生育持有了更加包容的态度，更多年轻人不再以‘拥有一个孩子’作为家庭幸福的判断标准。”
除此之外，李勇还表示，一些社会事件让年轻人树立起“对孩子负责、对孩子的未来负责”的观念，“当他们认为自己无法为孩子提供更好的生活的时候，他们选择不生。”
那么，该如何寻根治本呢？对此，李勇认为，只有解决了根源问题才能从本质上改善这一现状。“我认为可以从降低成本、休假保障、经济补贴、女性就业支持以及平衡各地教育医疗资源这几个方面进行考虑。”
根据人社部，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从2012年开始年均减少300万人以上，并且减少幅度在加大，预计“十四五”期间还将减少3500万人。
在中国总人口突破14亿大关的背景下， 16至59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却在不断走低，这是否代表着“人口红利”已经消失？疫情常态化下的就业问题，又该如何应对？
对此，李勇坦言，新冠疫情短时间内对年轻人造成了一定的就业“挤兑”，导致“就业难”的问题凸显，但长期看影响不大。但他同时指出，在这样的背景下，延迟退休具体方案的研究应当更加审慎，保障好人们应有的权利。而在企业层面，其认为企业不应有年龄和性别歧视，并且要增加适合年轻人的就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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