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与世界末日的距离：“末日之钟”只剩 100 秒

“末日之钟”描述了人类与世界末日的距离。但这口“钟”是如何设立的？如何解读上面的时间？我们又能从中了解到什么？

1939 年，爱因斯坦和西拉德给美国总统写了一封信，对核技术的危险性提出了警告。

我第一次听说“末日之钟”是在 90 年代中期，我的老师向我们介绍了这个概念。她向我们解释道，假如将地球的全部历史压缩到短短一年，那么生命大约从三月初开始出现，多细胞生物最早出现于 11 月，恐龙出现于 12 月下旬，人类则一直到新年前夜的半夜 11 点半才姗姗来迟。

在我们出现之前，地球已经走过了如此漫长的历史；相比之下，我们的未来显得极其短暂。老师还告诉我们，一组科学家曾一度以为我们离午夜、也就是世界末日仅有几分钟之遥。我当时根本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剑桥大学存在风险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参与到同一个问题的研究中。

这个故事对我触动很大。多年来，我一直以为末日之钟上的指针代表了我们离世界末日之间还有多远。但事实似乎并非完全如此。

今年 1 月 20 日，《原子科学家公报》的科学家们发表了第 75 次年度评估报告。每年的报告都会着重于人类面临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灾难性风险，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环境污染、破坏性技术等等。2022 年，《原子科学家公报》主席蕾切尔・布伦森曾郑重宣布，末日之钟的指针离世界末日的距离仅剩 100 秒，这在历史上还是前所未有。但要想真正理解其中含义，我们首先要了解末日之钟的故事、它是如何设立的、如何解读上面的时间、以及它对人类的未来做了怎样的预言。

▲ 图为 1947 年发表的首个“末日之钟”形象，由景观艺术家马蒂尔・朗斯多夫设计

末日之钟的设立

核技术发展的速度和迅猛程度简直令人叹为观止，哪怕亲身参与者来说也是如此。1939 年，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和利奥・西拉德给时任美国总统写了一封信，介绍了一项核技术上的重大突破。这项新技术极其强大，可以对战争造成重大影响。只需要一枚这样的核弹，“由船只载入港口中引爆，便可摧毁整个港口。”这种可能性实在令人无法忽视。这封信寄出后，科学界、军方和业界迅速展开了一场大规模合作 —— 曼哈顿计划。仅仅六年后，一颗原子弹横空出世，且威力比爱因斯坦和西拉德预期的大得多，足以摧毁一整座城市和其中的全部人口。而又过了几年，核武器便发展到了足以摧毁整个人类文明的程度。

参与首批试爆的科学家们率先提出了对核武器可能导致人类灭亡的担忧。他们担心，这种新武器也许会不小心点燃地球大气。幸好，这种担心很快就被证伪了。

但许多参加曼哈顿项目的科学家仍对自己协助开发的这种新武器持保留态度。1942 年，第一次受控链式反应在芝加哥大学成功进行后，曼哈顿项目的科学家团队便解散了。许多人搬去了洛斯阿拉莫斯等政府实验室，继续从事核武器的研究。其他人则留在了芝加哥，开展各自的研究工作。其中许多人都是以移民身份来到美国的，对科学与政治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心知肚明。他们开始积极组织一系列确保未来核武器安全性的活动，如 1945 年 6 月发表的《弗兰克报告》。该报告预言，未来可能会出现一场风险极大、代价不菲的核武器军备竞赛，并表达了对向日本发动核袭击的反对。但这些建议并未被当时的决策者们采纳。

▲ 末日之钟在过去 75 年来所指示时间的变化

这支团队随后成立了《原子科学家公报》。在广岛和长崎遭原子弹轰炸仅仅四个月后，他们便发行了第一期。在芝加哥大学校长的支持下，再加上与国际法、政治科学等相关领域同事的协助，他们协助发起了一项全球民间科学家运动，对国际核秩序产生了一定影响。例如，这项运动成功促进了“核禁忌”的产生。美国国务卿曾私下里抱怨道，都怪这种“污名化”，导致美国无法随心所欲地使用核武器。

《公报》的创始人们选择芝加哥作为总部，想借此释放一个信号：他们希望科学家同僚和公众能够更好地意识到核技术带来的政治与道德挑战，而不是那些一直对他们的担忧视而不见的政治及军事领导者。他们认为，公众压力对政治责任心至关重要，而教育则是确保这一点的最佳渠道。

成立两年后，《公报》决定从报纸转为杂志，从而吸引更广泛的读者群。他们邀请了景观艺术家马蒂尔・朗斯多夫为杂志封面设计一个标志，于是第一个“末日之钟”就这样诞生了。朗斯多夫的丈夫就是参与曼哈顿项目的科学家之一，她很清楚对自己的丈夫和他的同事们而言、对核技术加以管控是多么紧急和迫切的需求。她创造出了末日之钟的形象，一方面想吸引人们注意这种威胁的紧迫性，另一方面，她相信负责任的公民可以通过积极参与来避免灾难的发生。末日之钟想要传达的讯息是，指针既可以向前走去、但也可以向后倒退。

1949 年，苏联开展了首批核武器测试。对此，《公报》编辑将末日之钟的指针距离午夜的时间从 7 分钟拨到了 3 分钟。这样一来，末日之钟就从一个静态的形象、变成了一种动态的隐喻，末日之钟可以成为一个标志，向公众发出警报，我们离用自己发明的危险技术摧毁世界还有多远。这是一种隐喻，仿佛在提醒着我们，要想在这颗行星上生存下去，有哪些重大危险必须解决。

▲ 40 年代的一次核试爆

1953 年，末日之钟的指针再次向前转动。在美国和苏联引爆了首个热核武器后，时针走到了距午夜仅两小时处。这是自创立以来，末日之钟距离午夜最近的一次。

如何解读

但这些时间和时针的走动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如果像我的老师那样解读它，认为它预言了人类还剩下多少时间，那倒是很简单；但如果你不仅想预言末日何时发生、还想阻止末日的到来，那么这样解读还远远不够。

有一种看法认为，末日之钟意在说明人类目前面临的风险水平，并且有些人已经在尝试评估这些风险了。2003 年，宇宙学家、英国皇家天文学家马丁・里斯表示：“我认为当前的地球文明能存活到本世纪末的概率不超过 50%。”持此观点的还不止他一人。一名剑桥大学研究人员牛津大学的一名研究人员建立了一个风险评估数据库，已经整合了 100 多项由研究此问题的科学家和哲学家提出的预测。不过这些预测的主要作用在于长期评估，而非对目前风险水平的实时判断。

像我这样的专业“读钟人”对末日之钟的解读与之差别很大。在我们看来，末日之钟的目的不是告诉我们人类面临的风险有多大，而是体现人类对这些风险的应对如何。例如，1962 年的古巴导弹危机被公认为是全世界距离核战争最近的一次，但这起事件并未对末日之钟造成影响。相反，1963 年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签订后，末日之钟的指针反而后退了整整五分钟。

气候变化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大威胁，也是末日之钟离午夜如此之近的原因之一。

至少对我这样的存在风险研究者来说，这是完全合理的。每逢全球政治局势动荡时，我的朋友们经常来找我询问情况，如 2017 年美国与半岛之间发生外交危机时、以及 2018 年伊朗核协议破裂时。但我总令他们“大失所望”。此类事件并非我们重点研究的对象、也不是我们主要担心的问题。事实上，这些都只是国际政治和外交舞台上的正常波动而已。最令我们担忧的，首先是各国领导人在发生此类危机时可能部署的武器，其次是缺少有效的机制和框架、阻止他们使用这些武器。这些并不是由某一起危机产生的问题，而是系统性问题。而末日之钟试图考量的也正是这一类问题。

虽然我当时并未意识到，但我在 90 年代中期第一次对末日之钟产生关注时，人类刚好处于自二战以来最安全的一段时期。1987 至 1991 年间，随着冷战剑拔弩张的气氛逐渐减弱，美苏采取了一系列国际性措施，针对核战争威胁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结果，末日之钟在短短四年内竟倒退了 14 分钟。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 1987 年签订的《中程导弹条约》，禁止苏联和美国使用射程介于 500 至 5500 公里之间的陆基弹道导弹，射程 2692 公里的核导弹自然也在被禁止之列。此外还有 1991 年签署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最终削减了 80% 左右的核武器。

此时，末日之钟的指针距离午夜足有 17 分钟，《原子科学家公报》甚至从封面上去掉了末日之钟的形象，因为它看上去已经没那么具有震慑力了。但遗憾的是，这种状态并未持续太久。南亚和中东的军事花费和核扩散风险一路走高，到了 20 世纪末，末日之钟距离午夜仅相隔 9 分钟，大有继续向前、不可逆转之势。而最近十年来，末日之钟的走动速度更是快得令人忧虑。2020 年，指针距午夜仅剩短短 100 秒，甚至超过了冷战最巅峰时的水平。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问题之一在于，新型全球威胁不断涌现，而各国政府却始终处理不好这些威胁。

2007 年，《公报》正式开始考虑除核威胁外、将气候变化也纳入考量范围。当然，这两种风险可谓截然不同：核交换过程只需短短几分钟，而气候风险则是一个漫长的累积过程。此外，全世界核武器的责任仅在少数决策者的“股掌之间”，而气候变化和环境破坏则是“全民参与”，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无论是哪种风险，我们都需要思考各国已经采取的行动是否与风险的严重性和紧迫性相匹配。

此外，《公报》还考虑了各种新型破坏性技术带来的挑战，这些技术也会影响末日之钟指示的时间，包括人工智能、生物武器、纳米技术等等。除了技术本身之外，破坏性技术与现存的核挑战与环境挑战之间的交汇也是我们未来面临的重大威胁之一。

除了人类面临的威胁越来越多、种类也越来越丰富之外，风险管理的严肃性和挑战性也在不断增长。2015 年，《公报》将末日之钟距午夜的距离从 5 分钟缩短到了 3 分钟，并指出原因有三点。首先，美俄关系持续恶化，两国持有的核武器占全球的 90%，对核武器的安全保障措施也在暗中削减了不少；其次，每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都在核武器系统上投入了巨资，包括核武器的替换、扩张和现代化等等；最后，解决环境挑战的全球性架构依然处于缺失状态。

▲ 图为 2021 年的末日之钟公布时的场景，距午夜只有 100 秒

不过在 2016 年，《公报》曾经指出，有两个积极信号或许可以逆转这些趋势：伊朗核协议和巴黎气候协定。然而，二者最终都没能完全落实。2017 年，《公报》不得不承认，形势已经严重恶化，这两个积极信号都黯淡了下去。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们对专业意见越来越轻视，核武器的领导层倒是越来越大胆。受此影响，末日之钟的指针与午夜的距离缩小到了两分半钟。到了 2018 年，随着国际外交局势持续恶化，这一距离进一步减小到了两分钟。

自 2020 年来，末日之钟距午夜的距离仅剩 100 秒。这体现了国际局势的极度不稳定性，也揭露了国际制度的失败。其中也包括冷战结束的标志 ——《中程导弹条约》的解除。虽然国际冲突不再由明显的意识形态斗争所驱动，但大国之间分歧之深、以及解决这些分歧的手段之缺乏，似乎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这些分歧可能导致的全球性灾难风险还在与日俱增。

那么，末日之钟在 2022 年又会做出怎样的预测呢？如果将疫情考虑在内，末日之钟可能会突出疫情管制方面的一系列短板。面对新冠疫情，全球领导层做出的响应并不一致，且至今仍未实现全民疫苗接种和新冠病毒的根除，这些都不利于我们对存在风险的预防。

第 26 届联合国气候峰会的进展之慢也同样令人失望。除此之外，今年的末日之钟也许还会首次提起对生物多样性危机的担忧。美国、俄罗斯、伊朗等国之间剑拔弩张的政治关系可能也会被提起。最后还有人工智能和其它破坏性技术的发展导致的政府间和企业间的紧张关系、以及近期禁止致命性自主武器协议谈判的破裂。

今年的末日之钟是否会离午夜更进一步呢？如果是的话，我丝毫不会吃惊。但就算没有更进一步，我们也不能沾沾自喜，毕竟我们离午夜还是太近了。新冠疫情本该是一次让各国政府团结起来、保护全球人民的契机，就像 60 年前的古巴导弹危机一样。但事态并未按此发展。如果没有更严重的危机和灾难促使我们真正展开行动，情况也很难发生明显改进。然而，我们从末日之钟身上学到了一点：我们这类危机的能力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糟糕。时间还在不断地向前走去，如果我们无力逆转指针的步伐，午夜的钟声也许很快就会无情地敲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