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开始，我国经济便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以及预期转弱等“三重压力”。今年以来，在外部冲击、国内疫情多点散发等因素叠加下，经济面临新一轮下行压力。值此关键时间点，百度财经联合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独家出品的“政策发力稳经济”系列直播第二场将视线聚焦财政政策。
参与本场讨论的嘉宾有：中央财经大学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院长乔宝云，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陆挺，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罗志恒，以及增量研究院院长张奥平。
货币政策运行效果有限 当下必须增加财政支出
乔宝云表示，接下来财政政策需要从三个层面发力。首先是财政政策可以独立发挥作用的层面，也就是“三保”——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政策工具包括转移支付、国债等手段，财政部准备了大量转移支付资金，并建立了动态监控预警系统，有能力做好“三保”工作。
第二个层面，保市场主体。减税降费强度、节奏与效果与外部经济形势有密切关系。
第三个层面，稳定预期。减税降费的效果非常好，但是短时间的政策和长期稳定政策之间差别是很大的。“企业家说今年我减税降费，那明年呢?后年呢?”乔宝云举例称。
乔宝云强调，必须首先把社会稳住，然后让经济能够稳住，在这个基础上，有一个良好的预期。
未来财政政策该有哪些新的动作?陆挺指出，财政政策有两条线，一条是支出，一条是收入。在他看来，目前支出必须要增加。因为保经济主体，保地方政府运行，纾困市场主体都需要增加支出。
陆挺认为，目前货币政策运行效果有限。一是空间不够了，“以前我们说降准大大方方降50个点，这次只降了25个点”。二是降息空间也非常有限，国内的CPI在往上走，美国人也在加息，我们如果降息，会面临银行利差缩小的问题。
陆挺提醒，财政收入这块可能面临比较大的困难。一季度土地财政收入同比下降27%，未来几个月地方政府卖地收入可能还要再恶化。未来这一段时间，财政收支可能要比3月份设想的差距更大。
如何弥补这个缺口?陆挺提到，未来几个月无论是发行“特别国债”，还是调整赤字率，或者用其他名目实际增加政府财政收入，都需要事实上增加政府赤字。
特别国债不算赤字、方便灵活
专家建议推出特别国债解决收支矛盾
罗志恒提到，在疫情超预期、乌克兰危机引发输入性通胀、联储加息落地引发资本外流担忧等共同作用下，生产、销售等指标均在往下走。在这个背景下，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均会往下走，房地产相关税收和土地财政也面临巨幅下跌。
“收入端快速下行，支出端压力不减”，罗志恒建议通过发债的方式来解决收支矛盾，尤其要推出特别国债，主要用于三个地方：
1.拉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冲总需求不足。
2.
给特定人群发现金。针对中低收入人群，而不是针对全体人民，发现金而不是发消费券。不管消不消费，都能够提高其抗风险能力。有效缓解焦虑，有助于稳定预期、稳定人心。
3. 转移支付给予地方，缓解地方基层政府财政压力。因为基层政府直接面对我们的市场主体，如果他的压力比较大，那么提供公共服务的积极性和能力可想而知。
罗志恒特别强调，给特定人群发钱并不是为了刺激消费，而是为了稳定预期，提高抗风险能力。他援引数据称，城镇乡村低保人群和特困人群满打满算4000万人，每个月发2000元，大概900-1000亿资金。相较于几十万亿全国消费体量来说，占比不大，对通胀影响也不会太大。
罗志恒预计，今年下半年会面临通胀水平抬升。包括“猪周期”上行，国际大宗商品输入性通胀等原因，“这时候，我们需要对特定人群做好社会保障工作”。
乔宝云提到，地方政府在发债时有两种债：一种是一般债，在公共财政预算里;一种是专项债，有特定用途。一般债算财政赤字，而专项债不算财政赤字。正是由于这一点，很多政府认为专项债好用一些。
“我们赤字很少超过3%，但如果加上专项债，远远超过这个比例”乔宝云指出，特别国债也不算赤字，从政策工具方便性来说，要更方便一些。
财政资金发力有四大方向 给企业降运行成本和租金非常关键
财政资金重点应该往哪个方向发力?陆挺认为主要有四个方向：
第一层面，帮助经济主体贴息、担保贷款、展期贷款、保就业和租金方面。
第二，直接纾困。对失业人群增加失业保险支付，并配合房贷政策性支持。
第三，抗疫。通过一些额外的资金筹集来帮助地方政府抗疫。
第四，直接拉动基建和保障房。把地方政府专项债用好，花到有效基建、保障房、保障房工程方面。
张奥平表示，通过对上市前中小民企调研，直观感受是减税降费虽然很好，但是依然解决不了企业刚性成本问题，“没有新订单，税根本退不回来”。把企业生产运行成本以及租金降下来，也非常关键。中小民营企业解决80%左右就业，如果出现大量的问题保不住，任何政策发力都很难实现效果。
通过保市场主体方式保就业
美国也遇到“躺平”问题
罗志恒提到，从城镇调查失业率情况来看，现在就业形势比较严峻，特别是16-24岁青年就业人群压力非常大，今年有1076万大学毕业生，为历年来最高。此外，中小微企业吸纳大量就业，但是这类企业在疫情中受冲击更大。
如何环节就业压力?罗志恒认为，可以通过保市场主体的方式去保就业，不裁员、少裁员，返还失业保险，通过这样的方式稳岗保就业。至于已经失业人群，社会要做好兜底，“最大的问题是，怎么通过技术手段把他们筛选出来。”
关于就业，乔宝云表示，保就业首先必须保市场主体。第二，必须与市场主体相匹配，比如北京、上海房价那么贵，就应该负载很强的创新功能，吸引高端人才，使工资与房价相匹配。
乔宝云特别提到，就业不仅是中国面临的问题，也是全世界面临的问题。美国现在也遇到“躺平”的问题，年轻人疫情结束后选择不上班了。“未来总是年轻人的，需要他们与时代共同前进的一些理念和理想。”他强调。
财政赤字货币化不等于MMT现代货币理论
通胀不高情况下可以适度让央行购买国债
关于财政赤字货币化问题，乔宝云表示中国区别于美国，基础货币产生机制以外汇或黄金储备为锚。对于中国来说，财政产生货币，经济后果难以预计。在没有经过慎重考虑和测试的情况下，不能轻易实施。
陆挺指出，财政赤字货币化不等于MMT现代货币理论。在他看来，现代货币理论是非常低级的，粗陋的，并没有落实逻辑的理论，“美国人还是比较小心的，并不是真的那么乱来”。
陆挺认为，在我们通胀不高的情况之下，可以适度地让央行购买国债，从而抑制利率，“这要比降息更有用”。另一方面，也给中国货币生成机制提供新的通道。
解决收支矛盾，短期需开源节流长期要进行税制改革
在罗志恒看来，要解决收支矛盾，短期来看需要开源节流，长期来看还是要进行税制改革。中长期看，我们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搞共同富裕、乡村振兴，提高科技水平、民生福利，一系列支出蜂拥而至。
“政府规模要扩大，自然对应政府收入较高，”罗志恒强调，要推动目标结构性加税和结构性减税并存的方式。以北欧为例，“享受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就要有更高的税负”。
从全球税制改革情况来看，全球可能已经进入到货币加息周期和财政加税周期。货币加息周期，应对全球通胀时代;财政加税周期，应对全球性通货膨胀。通过对高收入、高财富人群多征税，采用转移支付方式，解决全球性贫富差距问题。
罗志恒建议，适当上移并强化中央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例如，社会保障、养老已经做了一些调整，过去是市统筹，后来到省统筹，近年来说实行全国统筹，“这样能够避免我们经常出现的县乡财政问题”。
乔宝云指出，中国成功的改革往往是倒逼式改革，不是突然想到一个好办法就干起来，是渐进式改革。渐进过程里需要做好预期管理，“这个预期就是这个锚，这个锚注定了我们这个目标”。
在讨论最后，嘉宾们总结称，现在当务之急是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双向往美好生活的手，只要有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其他一切都好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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