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包括长春、青岛等地在内的全国多地启动新一轮消费券发放活动，但与此同时，伴随着疫情形势的反弹，即便是业内，“直接发钱”的声音也屡有传来。
发钱还是发券？每轮促消费刺激政策一出，类似的讨论便很容易卷土重来。近日，包括长春、青岛等地在内的全国多地启动新一轮消费券发放活动，但与此同时，伴随着疫情形势的反弹，即便是业内，“直接发钱”的声音也屡有传来。归根结底，两种方式的目的殊途同归，差别在于谁更适应我国当前国情。但不论发券还是发钱，有一点可以明确，短期刺激不是长久之策，根本还在于常态化疫情防控与生产生活的有效平衡。
多地再发消费券
消费券已经成为当下刺激消费的主要手段之一。资金2.67亿元，共计300多万张，5月21日，青岛2022年“促消费”消费券发放活动正式启动，第一批家电消费券于当日上午10时发放，其中2500份满8000元减600元的消费券，从发放到领完仅用时42秒。在转换方面，据悉，各种面额家电消费券首笔交易，均在领券后6分钟内产生。
同一天，“汽车城”长春也开启了针对购车者的消费券发放活动，面向在该市购车的个人消费者发放5000万元汽车消费补贴。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消费市场的顶梁柱，汽车行业每年零售额占社零总额的比重大约达到10%。
与此同时，包括太原、贵州、三亚等地也均展开了消费券发放活动。如果将时间线拉长，有统计数据显示，仅今年前4个月，浙江、江西、四川等20个省市就先后发放了总额超过34亿元的消费券。
自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消费券便成为刺激消费的主要手段之一，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今年3月以来，奥密克戎病毒又以其超强的传播力导致全国范围内疫情出现反弹，对消费的影响也已经有所显现。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29483亿元，同比下降11.1%。
疫情冲击之下，“直接发钱”的讨论再起。在本月中旬的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清华大学弗里曼经济学讲席教授李稻葵就曾提到，保消费一方面要保持物流畅通，另一方面就要对受影响较大的居民给予一定的现金补助，通过这个方式稳住未来的消费，不产生心理阴影。
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管清友更直接发文称，除了根据疫情情况统筹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外，更要有超常规的举措，即印钱、烧钱、发钱。管清友将发钱作为三个“钱”里的关键，并称，从宏观经济管理的角度，要从过去的印票子，拉动基建投资，进而拉动整个经济的模式，转向印票子、给脆弱群体和中低收入群体直接发现金，拉动消费来实现经济管理或者经济引擎启动方式的转变。
“大水漫灌”与投石问路
发钱或者发券，其最终的目的无外乎是“以小见大”撬动消费。以2020年6月6日启动的北京消费季为例，最终累计发放餐饮购物消费券、智能产品消费券和餐饮外卖消费券共3900万张，实现销售额135.2亿元，拉动杠杆为14.8倍。
但发钱还是发券的分歧，也在于不少人认为发券过于鸡肋。此前就有网友吐槽，缺的不是几十的消费券，而是几百几千的本金。
消费券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是回答发钱还是发券这一问题之前要明确的重点内容之一。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贾康表示，地方政府层面发放的消费券，其实可以看做是政府主导下的一种促销。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大致可以表述为政府拿出一定的补贴，通过商家的促销，既使企业能够运营，又使百姓的支付能力能够体现，从而促进经济景气的循环，进而带动就业，进一步维系企业的生产运营。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得以有效运转，政府就能从中取得必要的流转税，这样的良性循环不仅能够维持就业和基本民生，又能将其主导的促销补贴进行实质上的对冲。”贾康说道。
在这一基础上，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白雪洁对北京商报记者分析，消费券和直接发钱两种方式的区别主要在于消费主体和消费结构的不同。消费券因限定了百姓的消费类型，可能导致结构性的错配，最终真正能够投入市场并对消费带来刺激的比例相对有限。相比之下，直接发放现金的效果要好一些，这可以视作两种方式的主要区别。
现金发放看起来似乎比消费券更为务实，但为何我国至今没有沿用这一方法？在白雪洁看来，在我国国情之下，发钱的方式并不现实。一方面，我国不可能像一些小的经济体一样全民按人发钱，这样很容易引发通货膨胀，刺激消费的作用也就发挥不出来了。另一方面，人们受疫情影响的程度也有很大差异，如果直接发钱，如何提高精准度就是个问题，因为我们不可能大水漫灌，比如每人都发1000元，效果其实与没发钱是一样的。
“因此某种程度上讲，消费券可以理解为一种投石问路”，白雪洁表示，也就是对接上有消费意愿的人群，进而将其消费行动激发出来，这种政策的成本也相对较低。反观发钱的做法，如果在标准的精准性可以保证的前提下，让钱发挥雪中送炭的作用，对商家以及市场都很好，但也要知道这是一种成本非常高的做法，这种成本不仅是金钱成本，还有人力、时间等高昂的成本。
重点在于恢复预期
事实上，发钱的做法在国际上并不罕见。以美国为例，仅2020年3月就向居民部门直接发放了近3000亿美元的现金。虽然我国不可能照搬套路，但拆解近期业内关于直接发钱的建议，不难发现也有一个前提，即发钱对象对应低收入及受疫情冲击较大的群体。
那么如果精准地只给部分人群发钱，是否能够既满足了低收入人群的基本需求，又在消费券促消费的基础上进一步释放隐藏的消费潜力？这种想法看起来一举两得，但实现起来或许仍有阻碍。
白雪洁表示，如果只给低收入人群或者说是疫情短期冲击影响下收入受到剧烈波动的人发钱的话，那么这类人群的标准制定又会有很大难度，区域的差异、人群的差异、职业的差异、城乡的差异等都意味着在当前这个时期无法精准地捕捉到到底应该给什么样的人发放补贴，如果发钱的对象都捕捉不好的话，那么政策发挥的效果就很难把控。如果标准定不好，信息不对称，也会引起不同民众之间情绪上的反弹。
不过贾康也提到，有无可能针对低收入阶层给予相应辅助的问题值得探讨。在他看来，解决这一问题的其中一个途径，就是给线下的一些社会成员发放配给券，虽然也会面临相对粗糙的界限问题，但大致能够画出来。这种配给券主要针对食品等基本生活资料，这样就等于资金是政府出的，受益人虽然拿不到钱，但可以拿生活资料保障其基本生活需求。不过贾康也提到，这种情况需要警惕配给券的倒卖问题。
归根结底，发钱还是发券的讨论，最终指向的仍然是刺激消费，带动经济。商务部的数据显示，十年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增强，2021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65.4%，比2012年提升10个百分点。
但真正的促消费以及刺激经济，或许并不是一个消费券可以解决的问题。白雪洁解释称，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心理现象就是心理预期，今年的疫情可能比2020年初带给人们心理上的预期冲击更甚，无论是对经济前景的不安，还是对家庭收入的担心都会更多，在这种情况下，民众会有更强烈的增加储蓄防备不时之需的心理，而不是说民众真的没有钱而不能消费。
“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刺激消费的根本还在于能否为消费者提供这样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让他们能消费、敢消费、安心消费。这就涉及到如何在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基础上保生产，恢复正常生活的问题。一旦生活回归正轨，即便没有政策的刺激，消费需求的内生动力也会源源不断地释放。”白雪洁总结称。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艾瑞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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