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内需促消费，专家：给予疫情冲击严重的群体现金补助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如何恢复和扩大消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支持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车、养老服务等消费。”

居民增收难是消费增长面临的重要制约因素。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要求，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强化收入分配领域政策统筹协调。该纲要明确，到2035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再迈上新的大台阶，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

近几年受疫情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放缓、预期下降，不敢消费、不便消费，存钱避险的倾向上升。如何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成为扩大内需的重中之重。

摄影:《中国经济周刊》首席摄影记者 肖翊

扩内需促消费，首先要把蛋糕做大

目前，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1.2万美元，全面促进消费潜力巨大。然而，近几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国内消费需求和居民消费信心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扣除价格因素，下同)实际增长6.9%，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实际增长5.5%。到了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两年平均实际增长4.0%。而2022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实际增长仅为1.5%。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梳理发现，我国人均消费支出跟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变化趋势是大体一致的。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因素，下同)实际增长7.4%，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5.8%，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两年平均实际增长5.1%。

针对我国消费增速持续下滑，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理论与实践研究院研究员袁钢明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分析，主要有3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我国居民的人均收入还不高；其次是生活成本高，尤其是房价高；最后是居民消费观念比较传统，偏好储蓄，导致储蓄率高企。

提信心、扩内需、促消费迫在眉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23年要从战略全局出发，从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入手，纲举目张做好工作。

但是，要全面扩大消费需求，首先得让老百姓手里有钱。

“对于我们这么大的经济体而言，当务之急还是要把蛋糕做大，我们提出2035年要建设为中等发达国家。这就要求我国经济在今后的13年里实现4.61%的平均增速，因此，今年保持经济平稳运行至关重要，未来5年也需要保持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只有经济增长稳住了，人们的预期才能够由弱转强。”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厉克奥博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表示。

关于做大蛋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一个新提法：要更好统筹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坚持以质取胜，以量变的积累实现质变。

“这一要求，体现了党中央对经济发展‘质’与‘量’辩证把握，彰显了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坚定决心，为做好今年经济工作指明了方向。”厉克奥博表示。

此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三稳”，提出“要着力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这三稳都能够为扩大消费作出贡献。内需的扩大与经济的增长具有直接的线性关系，所以，扩大内需通常是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宏观调控手段。”袁钢明说。

增加居民收入，需着重解决就业

在诸多增加居民收入的举措中，被专家们提及最多的是稳就业，以就业带动收入增长。

“收入是决定消费最主要的因素。这几年受疫情影响，老百姓收入增长放缓，接下来，只有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尤其是提高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不断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才能有效稳定消费增长。”厉克奥博说。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15678元，增长5.1%，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56.7%。

工资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比重过半，意味着现阶段工资性收入增长仍然是稳定老百姓消费的至关重要因素，也是促消费的重要基础和前提。

“稳就业增收入，才能改善居民消费预期。就业不仅是劳动者获得工资性收入的保障，也是家庭获取收入的主要来源，事关民生福祉、社会稳定、国家发展。只有就业稳了，人心才稳，社会才会稳定。”袁钢明表示。

多措并举，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渠道

扩大消费的关键在于稳定收入预期，这在学者中几成共识。学者们大多建议稳步提高劳动者工资性收入，特别是城市工薪阶层、农民工的收入水平。

《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1年，按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8333元，中间偏下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8445元，中间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29053元，中间偏上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44949元，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85836元。

浙江大学区域发展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刘培林教授表示：“2021年中国居民五等份收入组当中，最低的两个组别占全国40%，涉及5.6亿人。这5.6亿人的人均收入是每个月 1116 元。这种情况下，难以满足人们日常体面的消费，更谈不上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车、养老服务等消费。从长期来看，还是要提高人们可支配收入水平。”

在袁钢明看来，消费下降虽然受疫情影响，但是没有受收入影响更大。“我国此前也经历过经济下行的压力，当时采取了加薪、调整工资收入等办法，顺利跨过了难关。”

他为此提出3点建议，一是可以优化工资构成，加大薪酬制度改革力度，形成较为稳定的收入预期；二是要在保护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工资及时足额给付上下功夫；三是可以通过创业带动就业，让更多的人获得工资性收入。

厉克奥博也提出了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的渠道，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短期来说，应该对受到疫情严重冲击的脆弱群体予以现金上的补助；长期来说，要积极加大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投入，提升人力资源，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居民收入增长建立良好基础。要进一步盘活土地要素，有序推动农村宅基地出租、流转、抵押，支持农村居民从土地获得财产性收入，促进城乡公平；要丰富居民可投资的正规金融产品，政府积极建立相应机制来帮助中低收入群体实现安全稳定的投资回报，缩小因投资能力差异所形成的贫富差距，从而实现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