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哈全安
开篇语/极不寻常的2020年，沉重的月历终于翻到了最末一页，环顾七大洲五大洋，惊觉小小寰球，依然难见片刻安宁；亿万斯民，芸芸众生，如何自处，费尽思虑。先哲有云：风物长宜放眼量。此时此地，我们或许更应该敞开胸怀，拓宽视界，以史为鉴，见微知著，别开生面。
大约六百年前，即15世纪中叶，兴起于伊朗西北部的萨法维教团与白羊王朝（编按：14世纪晚期至16世纪初土库曼族游牧部落在波斯建立的王朝，旗帜以白羊为标志）建立联盟，致力于在黑海东南岸的港市特拉布宗和格鲁吉亚一带对基督徒发动圣战，进而介入政治领域的权力角逐。
萨法维家族系库尔德血统，自塞尔柱时代（编按：塞尔柱王朝是11世纪塞尔柱突厥人在中亚、西亚建立的伊斯兰帝国）起生活在阿塞拜疆地区。
追随萨法维家族的穆斯林，来自阿塞拜疆及叙利亚北部、安纳托利亚东部诸多地区，那里突厥血统的多个部落是萨法维教团的主要支持者。
16世纪初帖木儿帝国解体以后伊朗高原的混乱状态，尤其是白羊王朝与黑羊王朝（编按：14世纪晚期至15世纪中叶土库曼部族联盟建立的王朝，统治今阿塞拜疆、伊朗西北部与伊拉克地区，旗帜以黑羊为标志）的对抗，成为萨法维家族问鼎政坛的重要条件。
克服离心 波斯色彩
萨法维王朝建立之前，伊朗屡遭外族入侵。突厥人的迁徙浪潮，蒙古人的西征，帖木儿帝国的统治，黑羊王朝与白羊王朝的角逐，深刻改变了伊朗社会的人口构成，游牧部落成为支配伊朗政治生活的重要因素。
自阿拔斯一世（1587—1629年在位）即位开始，萨法维王朝逐渐改变兵源结构，征募波斯农民和来自高加索地区的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战俘及其后裔，组建领取薪俸的职业化新军，旨在克服地方离心倾向和强化中央集权。阿拔斯当政期间，这支新军达到3.7万人，包括御林军0.3万、骑兵1万，使用传统兵器和装备新式火器的步兵各1.2万。
与此同时，萨法维王朝不断完善官僚机构，起用波斯贵族掌管税收，委派非土库曼血统的新军将领出任约半数省区的总督，取代原有地方势力，成为诸多地区的实际控制者。这些都构成了萨法维王朝强化君主集权的政治基础。1598年，阿拔斯一世迁都伊斯法罕，标志着伊朗腹地取代阿塞拜疆，成为萨法维王朝的政治重心，政治生活中的波斯色彩日渐浓厚。
萨法维王朝实行国家土地所有制，军事封邑和王室领地构成土地占有的基本形式，军事封邑供养战士，王室领地则是萨法维家族的主要岁入来源。1642—1666年阿拔斯二世当政时期，吉兰、马赞德兰、呼罗珊和阿塞拜疆的军事封邑亦被纳入王室领地。
萨法维王朝一方面强调伊斯兰教的神权原则，另一方面继承波斯帝国的政治传统，实行教俗合一的政治制度，国王兼有宗教领袖与世俗君主的双重权力，俨然成为“安拉在大地的影子”和“诸王之王”。阿拔斯一世当政期间的欧洲旅行家查尔丁写道，“世界上再没有比波斯国王更加专制的统治者”。
稍晚于查尔丁的另一欧洲旅行家克鲁辛斯基也认为，“天地间没有任何一位国王能够像阿拔斯沙和他的继承者那样主宰着臣民的命运”（编按：沙阿又称沙赫，是波斯语古代皇帝头衔的汉译名）。
城市手工业：行会与王室并存
萨法维时代伊朗的人口大约在600万至1000万之间，包括三个不同的社会群体，即游牧部落、乡村农民和城市工商业者。游牧部落人口主要来自突厥血统的中亚移民、安纳托利亚移民，以及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定居城乡人口基本是波斯血统的土著。部落游牧社会与自给自足的乡村农业社会，加上与简单商品经济密切相关的城市社会，长期并存又彼此依存，构成萨法维时代伊朗社会的基本模式。
据17世纪欧洲旅行家的推测，当时伊朗城市人口约占全部人口的10%—15%，即100万人左右，最大的城市是都城伊斯法罕。伊斯法罕位于扎格罗斯山西麓，阿拔斯一世当政时期大兴土木，市区规模膨胀，人口剧增，商贾云集，巴扎店铺鳞次栉比。伊斯法罕的中心是一处广场，用于举行教俗仪式和体育赛事。环绕广场的是国王的宫廷、清镇寺和巴扎。伊斯法罕大清真寺，最初由塞尔柱苏丹国名相查姆·穆勒克主持兴建，萨法维王朝时期扩建，圆柱、拱门、尖塔和瓷砖镶嵌具有浓厚的波斯传统风格。
在萨法维时代的伊朗，最重要的手工业部门是纺织业，纺织业行会成为最具势力的城市行会。其他手工业部门，包括陶瓷业、金属加工业、皮革业、玻璃制造业、珠宝业、洗染业和造纸业。17世纪，伊朗的手工业产品主要满足国内需要，亦有部分产品如地毯和陶瓷在国内外市场名闻遐迩。
与行会手工业并存的另一重要经济部门是王室手工业。阿拔斯一世当政时期，王室手工业有30余个工场，拥有工匠约5000人，年开销达10万土曼（编按：2020年5月4日，伊朗议会投票通过《伊朗货币和银行法》修正案，将官方货币“里亚尔”改为“土曼”），约占王室年支出总额的七分之一。与行会作坊的工匠相比，王室工场的工匠境况较好，王室工场生产的丝绸和地毯，质地上乘，不仅用于宫廷消费，还远销欧洲和印度。
起初的平等贸易
由于自给自足的乡村农业占据主导地位，加上交通不便和皇室经济的垄断，萨法维时代伊朗的民间商业长期处于小规模的状态，波斯商人大都从事伊朗境内的区域性货物贩运，没有自己的行会组织，分散经营，在城市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微乎其微，至于进出口贸易，主要由移居伊斯法罕的亚美尼亚商人控制。
伊朗与西方之间的交往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的波斯希腊战争。自13世纪开始，随着西欧城市的繁荣，伊朗与欧洲之间的贸易往来逐渐恢复，小亚细亚的布尔萨以及地中海东岸的诸多港口成为伊朗商人与意大利商人交易的枢纽，生丝是伊朗向西方出口的主要商品。16世纪，奥斯曼帝国与萨法维王朝的战争导致伊朗与欧洲之间的贸易交往一度中断。阿拔斯一世当政期间，伊朗生丝或穿越俄罗斯南部的水路，或出波斯湾而后经红海和地中海，运抵欧洲。荷兰人和英国人是萨法维时代伊朗主要的贸易伙伴，伊朗与俄罗斯、奥斯曼帝国、印度莫卧尔帝国之间亦有一定程度的贸易往来。
161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以驱逐霍尔木兹水域的葡萄牙舰队作为条件，与萨法维王朝签订通商条约，阿拔斯港成为伊朗与东印度公司在波斯湾地区的贸易中心。法国东印度公司于1664年进入波斯湾，1708年与萨法维王朝签订通商条约。17世纪20年代，伊朗的生丝年产量超过1000吨，其中三分之二销往欧洲。除生丝外，丝绸、地毯、宝石、干果和烟草亦是伊朗出口欧洲即其他国家的重要商品。
据时人记载，“所有亚洲国家和大多数欧洲国家向伊斯法罕派出自己的商人，从事大宗贩运或零售贸易。他们中包括12000名印度人，还有鞑靼人、突厥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英国人、荷兰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
萨法维时代，伊朗与西方之间交往的特点在于贸易双方的平等地位，西方人只是作为商人而不是侵略者出现在伊朗。他们还没有成为通过经济力量剥削贫穷落后民族的外国商人，只是获准经商的外国人，与当地商人生活在高度文明的社会中，而当地商人与他们一样富裕和精明。由于伊朗与西方之间的贸易规模有限，伊朗主要出口生丝、丝绸和地毯一类的奢侈品，加上西方商人往往将白银或印度的香料作为支付手段，西方工业品尚未大量涌入民间市场，伊朗亦未被纳入源于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
力保“自主”与“卷入”漩涡
如果说萨法维王朝的统治标志着伊朗传统社会的顶峰，那么继之而起的恺伽时代的伊朗社会，无疑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深刻变革。
恺伽部落祖居中亚，14世纪移入伊朗高原北部，16世纪初成为追随萨法维家族的土库曼人七部落之一。萨法维王朝统治时期，恺伽部落成员分别驻守格鲁吉亚、呼罗珊和里海北岸的马赞德兰。1729年，来自呼罗珊的阿夫沙尔部落首领纳迪尔沙取代阿富汗人，建立阿夫沙尔王朝，建都于马什哈德，统治伊朗大部分地区。1747年纳迪尔沙死后，伊朗陷入分裂状态。1750年，卡里姆沙建立桑德王朝，建都设拉子，控制伊朗西南诸地，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
1779年卡里姆沙死后，恺伽部落首领阿伽·穆罕穆德自里海北岸的马赞德兰起兵，联合土库曼人诸部落以及库尔德人部落、阿夫沙尔部落等，攻城略地，兼并诸多割据政权，1794年灭亡桑德王朝，称王建国，是为恺伽王朝。德黑兰原本是伊朗高原北缘厄尔布尔士山脉南麓的一处村庄，13世纪蒙古东征期间，邻近的莱伊城毁于战火，战后德黑兰作为城市逐渐兴起。萨法维时代，国王塔赫马斯普修筑德黑兰城墙。18世纪初，德黑兰一度成为萨法维国王侯赛因的行宫。1786年，阿伽·穆罕默德定都德黑兰。
恺伽王朝沿袭萨法维王朝的统治模式，国王拥有近乎无限的统治权力，包括决定和战、缔结和约、赏赐封邑、任免官吏、征收赋税，以及对臣民行使审判直至生杀予夺的权力。然而恺伽时代的伊朗并未出现经济的长足进步和财富的明显增长，西方的冲击和传统秩序的解体构成伊朗社会深刻变革的核心内容。
萨法维时代，伊朗社会的突出特征在于自主的国际地位和封闭的倾向。相比之下，恺伽王朝开始丧失自主的国际地位，逐渐卷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进而成为西方列强的原料供应地和工业品市场，伊朗社会随之从封闭状态走向开放。换言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和西方的冲击，导致伊朗传统秩序的解体，进而揭开了伊朗现代化进程的序幕。
改革200年：获得“尊敬”的求索之路
伊朗的现代化改革，开始于19世纪20年代，最初主要表现在政治层面自上而下的形式。国王穆罕默德·阿拔斯·米尔扎当政期间，伊朗面临俄国和英国的严重威胁。1826—1828年，伊朗与俄国爆发战争，伊朗战败，俄军占领高加索山区和大不里士。1836年，伊朗与英国爆发战争，1938年，呼罗珊地区重要城市哈拉特被英国控制。这两次战争无疑是促使伊朗统治者尝试推行现代化改革的重要原因，阿塞拜疆作为与俄国毗邻的战争前沿，则是伊朗现代化改革的摇篮。
米尔扎国王深感伊朗传统骑兵无力抗衡俄国军队，组建6000人的新军，配备枪械和火炮，由国家支付军饷，统一着装，屯驻于军营之中，聘请欧洲教官训练，并在大不里士建立制炮厂和枪械厂，日后此地发展成为伊朗的工业重镇。他还选派伊朗青年赴欧洲深造，学习军事、工程、医学、印刷技术和西方语言。此外，他又极力削减宫廷开支，增加关税，广开财源。然而，由于宫廷内部的的倾轧和部落势力的抵制等诸多因素，新军组建不久便被解散。
1848年纳绥尔丁即位后，任命米尔扎·穆罕默德·塔其汗为首相，赐予“大酋长”称号，实行新政，包括恢复穆罕默德·阿拔斯·米尔扎创办的新军，国家出资兴办新式工厂，创办官方报纸和世俗学校，并继续推行增加国家收入和平衡财政预算等多项政策，强化恺伽王朝的统治。但如同此前一样，新政遭到诸多方面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封邑领有者认为，增加税收只是中央政府对地方利益的无理勒索；英国和俄国的代表则声称，关税的提高违背自由贸易的法则。1851年，塔其汗被国王纳绥尔丁解除职务，不久客死他乡，新政举措随之夭折。
直到1870—1880年间，纳绥尔丁起用米尔扎·侯赛因，在司法、军事、政治、财政和文化领域继续推行改革。米尔扎·侯赛因引进西方现代政治理念，创立内阁和中央银行，削减政府支出，排斥教界和部族传统势力，强化国家权力和完善政府职能，崇尚重商主义的经济原则，扩大岁入来源，密切伊朗与英国及西欧诸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抵御俄国的领土威胁。
米尔扎·侯赛因声言，改革的宗旨是捍卫恺伽王朝和国王纳绥尔丁的荣誉，使波斯成为“值得欧洲列强尊敬的国家”。
作者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世界史教研室主任，1990—1991年曾赴伊朗德黑兰大学进修，著有《中东史610—2000》，译作有《中东史》等。
（张洋 HN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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