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需要从重视规模和速度转向重视质量和效益，通过科技创新提高生产效率。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马骏日前表示，从今年开始应该永久性取消GDP增长目标，而把稳定就业和控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政策最主要的目标，这个建议引起市场关注。
他认为GDP的数字可以作为一个预测工具，财政部门可以将其作为一个基础来进行财政收支的预测，投资部门可以将其作为基础来预测投资行为，但不应该将其作为考核地方政府官员业绩的指标。
这不是首次有人提出该观点，但这次不一样。去年因为疫情冲击带来的不确定性，政府工作报告就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的具体目标。今年情况更为特殊，因为去年基数太低，今年无法确定一个合理目标：因为基数问题，增速会被技术性干扰，可能出现同比虚高的现象。与此同时，今年又是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第一个五年规划的第一年，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与结构等问题，因此，作为总量指标的GDP目标会逐步淡化。
目前，所有发达国家和绝大部分中等收入国家早已经放弃了将GDP增速作为年度宏观调控目标，而是通过货币政策控制物价指数以及稳定就业的方式管理经济。中国作为发展中经济体，而且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则保留了发展规划和GDP目标制，这在过去几十年创造中国经济奇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中国经济规模越来越大，资本要素与劳动要素贡献逐步下降，规模经济性也随之降低，经济发展也开始面临不平衡、不协调、不充分、不可持续的问题，中国经济需要从重视规模和速度转向重视质量和效益，通过科技创新提高生产效率。GDP指标主要衡量经济总量，不能很好地反映经济发展的质量与经济结构的平衡性。
继续设立GDP增速目标可能会与高质量发展要求产生一些冲突。首先，中央政府设立一个全国GDP增速目标，省一级政府也会设定一个不低于全国目标的目标，产生层层加码的现象。目前的问题是，大部分地方政府已经承受较大债务压力，而为了完成GDP增速目标，地方政府不得不继续借款投资。随着投资拉动效应越来越低，为了完成GDP目标，就需要借入更多资金。这会导致GDP增长的成本越来越高，风险越来越大。
与此同时，拉动GDP完成增长目标就必须搞硬件投资，因为将资金投向研发、教育、社会保障等领域，规模小、见效慢，无法立竿见影地拉升GDP增速。而资金投向基础设施则会强化对传统产业的扶持，大量资金流向政府工程也会对中小微企业融资产生挤出效应。总之，为了完成GDP目标而采取的刺激性政策，会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的问题不仅得不到解决，还会增加问题的严重性。
中央政府已经开始限制地方政府融资规模，而为了完成GDP目标，地方政府会强化对土地财政的依赖，这会让地产问题越来越严重，不仅可能产生金融风险，影响实体经济发展，也会扩大社会分配不公。去年，地方政府杠杆率大幅上升的同时，各地土地收入也创下新纪录。如果中央政府再进一步控制地方土地财政规模和投向，地方政府为完成GDP目标，就会想其他办法融资，地方平台、PPP等已经是前车之鉴。对于地方政府而言，GDP是因，债务是果。要完成GDP目标，就不得不增加债务。
可以看出，地方债务、土地财政以及资产价格上涨一定程度上被GDP目标制所强化，不仅不可持续，日积月累也会加剧结构失衡，积累金融风险，尤其是传统上还将货币供给与GDP增长目标挂钩。因此，中国不应该继续将GDP作为考核地方政府官员业绩的指标。不过，市场也担心如果没有GDP增长目标，就会缺少一个简洁的替代指标引领发展。事实上，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经济运行的稳定是必须要考虑的，经济转型也需要适当增速作为基础，因此GDP目标应该淡化，而不是要放弃，不将其作为政绩考核指标应该是一个开始。
（张洋 HN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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