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全面放开生育限制还有多远？
2月18日，国家卫健委公开对全国人大代表《关于解决东北地区人口减少问题的建议》的答复，其中提出：东北地区可以立足本地实际，对建议中提到的“建议国家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限制”进行探索。而在此前，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2021年1月20日全国人大要求各地清理不合时宜计生法规，停止执行过严处罚处分。
在一系列积极的信号之下，是中国近年来持续走低的总和生育率和严峻的老龄化形势。公安部近期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出生并已经到公安机关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1003.5万，较2019年的1179万大幅下降14.9%。而在去年媒体报道，民政部部长李纪恒撰文指出，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
如何看待率先在东北地区放开生育限制的建议？中国距离全面放开生育还有多远？全面放开生育能否有效解决中国的“人口危机”？除了出生率下降，我们当前面临的人口问题还包括劳动力减少、人口老龄化加速等，如何应对这一系列的人口问题？新京报记者围绕这些问题采访了人口学者、携程集团董事局主席梁建章。
在梁建章看来，东北地区人口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生育率长期过低，人口负增长这一趋势大概率会一直继续延续下去。东北地区要扭转人口负增长的趋势仅仅靠全面放开生育是不够的，“不仅要全面放开，还要出台大力鼓励生育的政策。”
而从全国来看，人口形势同样不容乐观。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出台，终结了在中国持续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但二孩政策实施五年来效果似乎并不明显。“近年来房价上涨过快、育儿成本高昂、职业女性面临要升职还是要生孩子的两难选择、流动人口多、存在歧视非婚生育的政策等，导致中国人近年来生育意愿降低。”梁建章预判，中国人口在未来两三年之内将进入负增长。
“从一系列信号看，全面放开生育应该已经为期不远了。”梁建章说，仅仅全面放开生育并不能有效地提高生育率，还需要出台大力鼓励生育的政策。建议给多孩家庭支付大约每个孩子每年平均1万元左右的育儿补贴，对已经有多孩的家庭买房直接降价等。为鼓励生育，买房补贴这些措施，东北地区可以率先试行。
“东北地区要扭转人口负增长的趋势仅仅靠全面放开生育是不够的”
新京报：统计数据显示，辽宁省2019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80‰；吉林省2019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85‰；黑龙江省2019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01‰。东北地区人口负增长的原因是什么？东北地区人口负增长这一趋势是否会继续延续？
梁建章：东北地区人口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生育率长期过低，几乎是全国垫底。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0.98、0.84、0.88；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0.74、0.76、0.75。即使考虑到漏报因素，东北的生育率也是太低了。
在不考虑移民迁入的情况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在长期低于更替水平以后，一旦进入负增长，就会一直延续负增长趋势，除非将来的生育率能够回升到更替水平之上。但从目前来看，东北地区未来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之上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东北地区人口负增长这一趋势大概率会一直继续延续下去。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率先在东北地区放开生育限制的建议，是否具有可行性？在你看来，如何应对东北地区人口负增长这一问题？
梁建章：从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情况来看，是全国统一实施的，不是哪个地区先试点的，我认为将来全面放开生育也应该是全国统一放开。当然，从国家卫健委的回复来看，东北地区可以立足本地实际进行探索，研究实施全面放开生育政策需要配套出台的文件。全面放开生育后，东北地区以及全国其他地区肯定要清理过去实行计划生育时期与计生有关的各种文件。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东北地区要扭转人口负增长的趋势极为困难，仅仅靠全面放开生育肯定是不够的，因为东北地区现在大部分家庭都没有生育二胎，那么全面放开生育后，大部分家庭也不会生育三胎四胎。我们知道一对夫妇平均至少要生两个孩子，这个社会才能维持人口平衡，即使全面放开，生三个孩子的家庭几乎肯定远远少于只生一个孩子的家庭，生四个孩子的家庭肯定远远少于不生孩子的家庭，所以不仅要全面放开，还要出台大力鼓励生育的政策，才能扭转人口负增长趋势。
“房价上涨快、育儿成本高等导致中国人近年来生育意愿降低”
新京报：从全国的人口情况看，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出台，终结了在中国持续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但二孩政策实施五年来效果似乎并不明显，在您看来，原因在哪里，为何大家的生育意愿降低？
梁建章：中国人近年来生育意愿降低，在我看来有五方面的原因：
第一，中国近年来房价上涨过快，高房价极大地压抑了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夫妇的生育意愿。
第二，中国的育儿成本过于高昂，原因可能是中国人特别注重教育，除了孩子的衣食住行之外，具有中国特色的应试教育迫使家长不得不花钱上各种课外培训班。
第三，中国女性参加工作的比例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许多职业女性面临要升职还是要生孩子的两难选择。在职场上，女性被要求和男性付出的一样多；而女性在生育和家务的角色上，社会也要求女性付出更多。而且，在中国养育孩子，还面临严重的看护困难。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的托儿所奇缺。女性的高工作率加上托儿所奇缺，使很多双职工家庭担心无人看护小孩，从而压抑了这些家庭的生育意愿。
第四，中国的流动人口特别多。虽然中国的整体城市化率只有百分之五六十，但是农村户口的年轻人已经普遍在城市里打工，他们的生育意愿更接近于城市里的年轻人，所以生育的压力和意愿都不容乐观。
第五，中国至今存在歧视非婚生育的政策。西方国家近年生育率的提升与非婚孩子比例的增加也有关系。比如，2016年欧盟国家非婚子女比例达到了43%，其中法国非婚子女比例最高，高达60%。这些国家保障未婚女性的生育权以及非婚生子女的平等权利。尽管中国没有这方面的官方数据，但可以肯定中国的非婚生子女比例远远低于西方国家。中国对非婚生育仍然存在一些歧视性的政策，比如有些地方的计生条例规定，非婚生育要缴纳社会抚养费。
“全面放开生育应该已经为期不远”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当前的人口形势？
梁建章：虽然国家统计局今年推迟公布2020年出生人口数据，但从各地公布的2020年出生人口数据来看，普遍比2019年有明显降幅。综合各地数据和公安部的数据，2020年全国出生人口比2019年有较大幅度下降已经没有悬念。我认为，中国人口在未来两三年之内就会进入负增长。如果无法大幅提升生育率，这种负增长将不会见底。2020年出生人口虽然是近几十年来最少的一年，但却很可能是未来几十年内出生人口最多的一年（除非未来大力鼓励生育并且取得奇迹性的效果）。
新京报：近期国家卫健委的这一信号是否是全面放开生育的信号，中国距离全面放开生育还有多远？全面放开生育能否有效解决中国的“人口危机”？
梁建章：国家卫健委不但对全国人大代表《关于解决东北地区人口减少问题的建议》作出答复，而且还对其他一些全国人大代表有关放开生育的两会建议作出答复。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耀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做《关于2020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其中一项工作是，要求各地对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域相关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进行全面清理。我认为，全面放开生育应该已经为期不远了。但仅仅全面放开生育，并不能有效地提高生育率，还需要出台大力鼓励生育的政策。
“建议给多孩家庭支付每个孩子年均1万元左右的补贴”
新京报：除了出生率下降，我们当前面临的人口问题还包括劳动力减少、人口老龄化加速等。应对这一系列的人口问题，你的建议是什么？
梁建章：劳动力减少、人口老龄化加速等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长期低生育率，要应对这一系列的人口问题，根本措施还是要通过实施鼓励生育的政策来提高生育率。具体的鼓励生育措施，我提几点建议：
一是现金补助和减税。要切实减轻育龄夫妇抚养孩子的负担，政府有必要对养育家庭进行财力支持，可以按孩子数量抵税，也可以直接补贴。由于不同地区和人群之间存在很大的收入差距，建议个人所得税减免和现金补贴的方式并重，现金部分，建议给多孩家庭支付大约每个孩子每年平均1万元左右的育儿补贴。另外对于二孩和多孩家庭，还可以减免部分个人所得税。
二是买房补贴。可以对已经有多孩的家庭买房直接降价，也就是地方政府将相应地价部分从卖地收入中免除，对于买房以后多孩的家庭则可以退还地税部分。免除标准可以视生育率情况灵活调整。
三是大力建设幼托设施。原国家卫计委的数据显示，0-3岁婴幼儿在我国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建议把0-3岁的入托率提高到50%左右，要做到这点，政府有必要直接或者牵头兴建大约十万个幼托设施。
四是缩短学制。在中学阶段取消中考，将初中三年和高中三年合并，并且缩短为中学四年；将大学教育分成基础的本科3年和研究生3年。缩短学制和买房补贴这些措施，东北地区可以率先试行。
新京报首席记者 侯润芳 编辑 陈莉 校对 赵琳
（娄在霞 HN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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