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和元
近期，两个论坛透露出来的信息值得关注。
一个来自印度。在3月25日至26日举行的第7届印度经济会议（IEC）上，印度政商界人士讨论了如何在未来10年推动改革，会议的核心主题“取代中国，印度争当世界工厂”受到关注。论坛中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2014年，印度进口手机的占比高达78%。但6年后的2020年，该数值已降到了8%。印度政商界人士认为，印度只需拷贝其在手机领域的成功经验，复制到诸如电脑、电视等其他产业领域即可。印度要先实现自给自足，而不依赖于从中国进口，进而为世界其他国家制造产品，逐步取代中国，晋升为“世界工厂”。在论坛上，经济学家帕立特也认为，印度是大国，且有足够的工业原料，又有大量训练有素的劳动力，具备成为制造业大国的条件。印度政府之所以在此时提出“取代中国，争当世界工厂”这一战略构想，基于的理由是，中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为国际产业加速转移提供了契机。但更深层的原因是，中国制造的成本在加速度上升。
一个来自中国。3月27日，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蔡昉在“2021中国实体经济论坛”上表示，“我国制造业的下降是有早熟的性质，从国际发展规律来看，国际上一般是进入到高收入国家以后，制造业比重才开始下降，但我国是未富制造业却已下降了。”相关数据显示，当前中国制造业比重已处于下降状态，且降幅与其他国家相比明显过快。2016年中国制造业占经济的比重峰值达到32.45%，随后出现趋势性下降，2019年降至27.17%。正是基于此，蔡昉认为当下中国应稳住实体经济、稳住制造业，防止制造业比重继续下降。
这就是中国目前面临的现实：一方面伴随着中国企业成本日益上升，以及以廉价劳动力成本为底色的人口红利的消失，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趋势已不可避免，更为重要的是，包括印度、越南在内的各国，正积极谋划，预备取代中国，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一方面是中国尚未富，还需稳住制造业，还需保住世界工厂这个位置。
那么，中国又当如何应对这种局面呢？首要的任务是，降低制造成本提高国家竞争力。在当下，全球化生产要素成本差异越来越小，国家间在争夺企业、争夺国际产业时，成本竞争将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如果中国企业成本加速度上升的趋势不能尽快扭转，未来很可能会面临这样一个尴尬的局面：受制于成本劣势，在低端产品上，中国无法与越南、印度等国展开有效竞争；而在高端产品方面，中国又无法与欧美国家展开有效竞争。也就是说，中国很可能会尴尬地卡在中间。由此可见，成本管理已不仅仅只是企业内部管理的一个手段，事实上它的意义已经远超出一个企业、一个行业的范畴。它更是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抓手，是一个攸关中国国家竞争力的重大问题。
其次，要切实防止经济脱实向虚。所谓脱实向虚，是指那些脱离实体经济的投资、生产、流通，进而转向虚拟经济的投资行为。在宏观经济层面上，脱实向虚具体表现为，资金不断地流向虚拟经济，进而引起影子银行体系膨胀、实体经济有效投资不足。而在微观经济层面上，脱实向虚主要体现在企业过度金融化，即非金融企业增加金融资产投资，而减少生产性投资的现象。防止脱实向虚的关键，在于必须防止资产价格泡沫化。有关数据显示，中国的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ROI）已由2008年以前的8%-10％下降到如今的3％左右。较低的实体经济投资回报与虚高的资产价格严重背离。诚如日本著名经济学家野口悠纪雄所指出的，资产价格的上涨，为投资家带来了亿万的财富。这是流量收入远不能相比的巨大财富，这就不免使得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混乱。汗流浃背、辛勤劳动的所得，远远不如金钱游戏带来的利益，这自然对劳动积极性产生极坏的影响。事实上，对于企业也是如此——如果金融收益大大超出主业收益，试问谁还会认真地去对待研发、生产等正常的经营活动呢？如此一来，就自然地出现了在微观经济层面上，非金融企业增加金融资产投资，而减少生产性投资的现象了。
再次，扩大中产阶层，提高最终消费，畅通国内大循环。在中外贸易摩擦与冲突不断升级背景下，经济形势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就显得尤其必要。而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就业在于提高最终消费。正是由于人们不知疲惫地追求更高的消费水平，才使得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断地前进发展。可见，消费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而言，是相当重要的。而目前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消费的不足。消费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产阶层规模太小。马云曾说：中国的消费市场有13亿人，非常之大。但另一位著名企业家曹德旺却认为：“马云先生说我们中国有13亿人口，13亿人中有消费能力的人不到2亿，11亿人没有消费能力，你怎么说市场很大？有的只是人口，没有消费能力。”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人类的消费行为分为生存型消费、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三种类型。而曹德旺所说的消费显然指的是生存型消费之外的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从这又可见，要想促进消费，则需稳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持续扩大中产阶层规模。只有这部分居民数量在总人口中比重越大，其对消费的促进力度才越强，社会才越稳定，内循环的实现自然也就水到渠成了。从当前中国的基本情况看，扩大中产阶层规模，最迫切的是需要解决收入分配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和城乡发展不平衡的三大不平衡问题，同时需加大民生领域财政投入力度补齐短板。
唯有如此多管齐下，方能稳住实体经济、稳住制造业，防止中国制造业比重继续下降。
（董云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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