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表示她正在与G20国家合作，以商定一项能够制止逐底竞争的全球最低企业税率，这会为拜登提出的超2万亿美元大基建项目创造有利条件，是拜登政府财政“开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和其他140多个国家代表一直在OECD框架下谈判设置一项全球最低企业税率，并重新制定征税权归属的识别规则。这些谈判自2019年就已开始，但因新冠疫情而停滞不前。尽管如此，西方舆论认为在经过特朗普的单边主义时代后，此举旨在促进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和对美国盟国的公信力。耶伦强调，在特朗普总统任期的单边主义之后、面对抗击疫情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之时，美国有意重新确立其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她呼吁达成一项涵盖二十国集团(G20)和其他国家的更广泛企业税协议。
多年以来，OECD一直在140个国家之间就两大工作进行税收谈判：制定跨境数字服务的税收规则和遏制税基侵蚀，后者以全球企业最低税率为主。美国一直饱受税收流失之苦，目前，拜登政府雄心勃勃的基建支出，想要通过增加企业税融资，计划将美国公司税率由特朗普时的21%提高到28％，将全球最低税率提高到21％，是当前美国企业离岸最低税GILTI税率的两倍。拜登希望最低税率适用于美国公司，无论其应税收入来自哪里。
在全球化高歌猛进的时代，跨国公司为了避税而将其全球销售利润、税收等转移到低税率国家，使公司避免在其母国缴纳更高的税款。美国是遭受这种税基侵蚀的主要国家之一。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曾尝试用GILTI来获取流失到避税天堂的收入。GILTI税率仅为10.5%，是当时美国国内企业税率的一半。
虽然耶伦关于全球最低税率的声明被认为是美国回归多边主义并重新确立美国的全球领导权的举措，但是，美国的初衷依然是美国利益优先，是否能够完成目标还是未知数。
首先，税收是一个国家的主权，甚至可以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改变的可能不只是税率，而是经济模式。因此，可能很多国家会抵制确定一个全球共同的最低企业税率。比如在欧盟内部就很难达成类似协议，各个成员国企业税率差别巨大，任何改动对一些国家而言都是灾难性的。
美国想要制定全球最低企业税率不仅仅是为其基建计划融资，也是要避免科技企业的税收流失，鼓励制造业回流，振兴美国制造业并强化财政能力，这必然与其他国家产生利益博弈，尤其是与那些没有经济竞争力而依靠税率优惠的国家。
其次，OECD一直在研究双核心全球税收计划，即制定跨境数字服务的税收规则和遏制税基侵蚀。制定跨境数字服务的税收规则主要是针对谷歌、亚马逊、Facebook或苹果等美国大型科技公司，促使它们在其盈利的地方征税，即使这些公司在当地没有实体办公场所。欧盟一些国家已经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税，但近日遭到了美国政府针锋相对的制裁。如果美国政府拒绝数字税，他就很难说服其他国家接受全球最低企业税率提议。美国不能对自己有利的高举多边主义，不利于自己的搞单边主义。
拜登政府的困局在于，他想通过增税来筹集基建资金，但又担心提高税率会驱使公司离开美国，因此，想统一全球最低企业税率来阻止外流，这意味着要求其他国家出让收税主权。
但是，低税率也是一个国家捍卫经济竞争优势的手段，美国政府自己可以大举投资半导体技术、新能源汽车产业、修建基础设施等以强化自己的竞争力，却要求别的国家提高税率或者不允许征收美国跨国企业的数字税，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这种以美国利益优先的做法即使成功，美国最终还会面临美元问题，即作为全球货币，美元不能相对贬值，这是美国发展实体经济最大的障碍之一。
（张洋 HN080）
加载中,请稍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