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评论员 江然 张易武
上周,第一届“三联人文城市奖”颁奖典礼落幕,长沙超级文和友最终遗憾无缘“城市创新奖”。
回溯2020年9月,长沙超级文和友连同上海城市空间艺术节、景德镇陶溪川文创街区、上海杨浦江滨南端公共空间、常德老西门棚户区城市更新共同入围第一届“三联人文城市奖”之“城市创新奖”。入围理由是:长沙超级文和友以“真实感”的历史图景再现的方式激活了城市街道生活的多样性,也是消费主义时代对建筑类型学的再发现。
就在长沙超级文和友与“城市创新奖”失之交臂前一周,文和友在深圳盛大开张,超6万人排队拿号的火爆场面刷屏,也刷新了人们对排队的认知。而如果从城市创新的角度来衡量,这“6万号”恰是一个具有说服力的案例。
伴随着各类“城市病”的到来,创新也不断在城市中应运而生。但从某一刻开始,城市和创新的关系倒了过来,不再是单向的创新因城市而生,而是城市也为创新而生。
2002年,美国学者、城市规划理论专家理查德·弗罗里达(Richard Florida)出版专著《创意阶层的崛起》,由此开启了一场影响至今的城市理念革命。弗罗里达认为,在后工业时代,创新阶层(即高等教育、科技、文化、娱乐人才以及艺术家、建筑师、经理人等等)是城市经济发展的主力军。
与过去城市经济发展的模式不同,在创新阶层主导下,不再是人才跟着企业走,而是企业跟着人才走。而创新阶层在选择城市时尤其看重两个方面:人文环境与空间品质。一个城市如果想要吸引和留住创新人才,就必须持续培育以上两个要素,诸如艺术展览、潮流酒吧、公共空间等等。
弗罗里达的观点一经问世,学术圈质疑之声骤起。但市场已经作出选择。在不到20年时间里,弗罗里达的思想席卷美国、西方乃至全世界,一座座新城、新区、新建筑为创新阶层们拔地而起,对创新阶层的争夺也从单纯的城市营造,一步步演变为城市竞赛的主赛道。正是在这种日趋白热化的城市竞争下,才不知不觉孕育了如文和友这样的城市创新。
回到这次的关键词“6万号”,这个数字到底意味着什么?按深圳市常住人口统计,2021年4月2日,平均每224个人就有一个在深圳文和友排队。这一“文和友模式”抑或“长沙模式”,又反过来对赋能城市品牌提供了极大想象空间。
当然,城市创新不是简单的聚集人气。深圳文和友开张当天引发深圳交警采取临时应对措施,也反映了应对“顶流”的准备不足。还是那句话,城市创新要变流量为留量,靠的是相应的承载能力,也即是服务和管理。之于企业,之于城市,皆是这个道理。
(李显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