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原高级副行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林毅夫
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经济在全世界的重要性将进一步提高,中国现象、中国问题的重要性相应就会提高。解释中国现象、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对世界的影响也就会越来越大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探索有效市场跟有为政府的结合,新结构经济学正是往这个方向在努力
美国技术封锁,只会加速中国的技术提升,加速中国技术对美国技术的替代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王仁贵 于雪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嘹亮号角。因改革开放而生,《瞭望》1981年4月创刊。新华社举全社优势力量打造的这一刊物,各界寄予厚望。
“如同她的名字一样,这是一本高瞻远瞩、具有深刻观察力的刊物。”主要创刊人之一、《瞭望》原副总编辑刘野如此回忆当年确定的办刊路线。
此后40年,《瞭望》始终立于改革潮头,与改革同频共振。
“《瞭望》是我国非常重要的一本时政周刊,对了解我国在每一年、每一阶段的重要机遇与挑战,以及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势,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帮助我们了解自己、了解世界。”同为改革见证者、亲历者和参与者的林毅夫如此评价《瞭望》的作用。
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林毅夫以“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探索者”获誉“改革先锋”称号。林毅夫现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曾担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他植根于改革开放实际,自主创立了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体系,在国际上产生重要影响。
早在1989年,林毅夫就在《瞭望》发声,提出“改革的前途在于确定新的发展战略”。此后,无论是1994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的《一堂具体的市场经济课》,还是1995年以《“两率”冲突:以往改革效应的双重评价》《循序渐进:存量改革的可行之路》为题连续深入探析国企改革的核心问题,或者是近年来的《全球治理:“一带一路”倡导新型义利观》《改革向着复兴伟业再出发》等文章,林毅夫持续在《瞭望》上贡献着自己对改革的思索与远望。
在《瞭望》迎来创刊40年之际,围绕着对这本刊物的认识、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构建、破解中国面临的“卡脖子”问题等,林毅夫再次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专访。
“帮助我们了解自己、了解世界”
《瞭望》:今年是《瞭望》创刊40周年。在梳理过刊时我们发现,你1989年就开始在《瞭望》撰文或是接受专访。你对《瞭望》是什么印象?你的观点通过《瞭望》启发着读者,《瞭望》是否也带给你或者说像你这样的学者以启发?
林毅夫:《瞭望》是我国非常重要的一本时政周刊,对了解我国在每一年、每一阶段的重要机遇与挑战,以及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势,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帮助我们了解自己、了解世界。
我们的研究成果、我们对国家发展机遇与挑战的认识,利用《瞭望》这个平台传播出去,并与其他学者交流,让我们能够更好地把握问题的实质,明确挑战和机遇在什么地方,从而形成共识。这样大家才能够往一个方向去努力。《瞭望》在这方面起了非常突出的作用。
《瞭望》:早在1989年你就在《瞭望》上提出“改革的前途在于确立新的发展战略”,结合当时的背景看,这篇文章有着怎样的考量?
林毅夫:当时我国正在推进经济转型,那就要了解过去计划经济产生的原因是什么。计划经济是为了快速实现赶超,当时发展的产业是违反比较优势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没有自主生存能力,只能靠政府保护、补贴,由政府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以计划经济的方式把那样的产业发展起来。
经济转型的目的是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在市场经济当中,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当然,既要有效市场,也要有为政府。但前提是要有有效市场,在有效市场当中不靠保护补贴能发展的产业,一定要符合比较优势。从违反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变成符合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转型才能够最终完成,当时那篇文章主要的思想是这样的。
中国的改革发展实践是理论创新的富矿
《瞭望》:你2002年提出《消除贫困也要发挥比较优势》。发挥比较优势是你主导的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当时是否已有了新结构经济学的框架?
林毅夫:这是新结构经济学很重要的理念。消除贫困,最重要的是要给具有劳动力的低收入人群创造就业。有了就业就有了收入,就能消除贫困。要最大限度创造就业,就要更好地发挥比较优势。2002年,我国才刚刚跨过低收入国家的门槛,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劳动力多还是我们的比较优势。当时大量农村贫困人口转移到城市,必须有就业,这就需要发展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按照当时的情形,农村家庭只要一个人到城里面务工,全家就脱贫了。这正是当时提出消除贫困也要发挥比较优势的用意所在。
《瞭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你主导的新结构经济学可否认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之一?
林毅夫:我想是的。中国的改革发展实践是理论创新的富矿。新结构经济学是对中国改革发展经验的一个总结,是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总结中国的发展经验。这是我们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作出的努力,这个理论提出的一些想法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并付诸实践。可以看到,中央的政策以及我们在国际上的主张都提倡,每个国家、每个地区要发挥比较优势。
过去西方的理论,不是强调市场的作用忽略政府的作用,就是强调政府的作用忽略市场的作用。我们在新结构经济学里提出,要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前提是有效市场跟有为政府两只手共同作用,市场有效以政府有为为前提,政府有为以市场有效为依归。这个理论体系让市场跟政府在发挥作用的时候,有一个边界,有一个参照系。
我很高兴看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明确,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探索有效市场跟有为政府的结合。新结构经济学正是往这个方向在努力。
4月1日,工作人员在贵州省独山县贵南高铁银坡河特大桥节段梁架设现场作业 刘续摄/本刊
中国是理论创新的最好平台
《瞭望》:要构建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未来应该往哪些方向来努力?
林毅夫:理论提出的目的是帮助我们认识世界,同时改造好世界。能够帮助我们真正认识世界和改造好世界的理论,一定来自于我们的实践。要了解经验背后的道理,深入剖析存在什么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态度审视我们自己、了解我们自己,这样提出的理论才能够帮助我们总结国家发展的经验,分析面临的挑战,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构建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还是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更好挖掘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理论创新“富矿”。我相信,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经济在全世界的重要性将进一步提高,中国现象、中国问题的重要性相应就会提高。解释中国现象、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对世界的影响也就会越来越大。
《瞭望》:你对中国学术界的世界贡献有什么样的期待?
林毅夫:世界经济中心历来就是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就是世界经济学引领思潮的大师辈出的中心。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变成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同时也将成为最有影响的经济体。这是学者对经济学理论创新作出贡献的最好机遇,我期待中国经济学家能够抓住这个机遇。我们要把握这个机遇,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这样才能够提升中国的话语权、软实力,才能把中国经验、中国智慧贡献给世界,与希望发展的国家人民分享,推进共享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
技术封锁只会加速中国对美国的技术替代
《瞭望》:你刚刚提到了软实力提升,硬实力的提升也有艰巨任务,比如各界关注的“卡脖子”问题。结合新结构经济学核心思想和具体实践,破解“卡脖子”难题应如何发力?
林毅夫:这个问题是现实存在的。像美国对华为、中兴的技术封锁,把我们的一些高科技企业列入实体清单,禁止美国企业跟我们有任何商业活动等,都会对我们带来一定的影响。那些我们还没有的技术领域,就是他们卡我们脖子的地方。
但回到经济的基本原则,经济要发展,不管哪个国家都要按照比较优势发展,都要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确实在一些高科技产业上有比较优势,在世界上处在领先水平。一些技术我们目前还不拥有,它不卖给我们,确实会影响到经济安全甚至国家安全。但绝大多数的技术不是只有美国一家有,世界上发达国家也不是只有美国。绝大多数的技术是美国有,其他发达国家也有。
美国卡我们的脖子,实际上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因为这些高科技产品需要很大的研发投入才能取得技术上的突破。技术实现突破后,有多大的盈利取决于它的市场有多大。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如果这些有优势的产品不卖给中国,这些企业就可能从高利润变成低利润,甚至是没利润。
这些企业要继续维持在技术上的领先,需要不断地投入大量经费。如果从高利润变成低利润甚至是亏损,维持技术领先的能力就越来越低。美国政府出于维持霸权的目的强迫这些企业牺牲自己发展的机会,美国企业整体上是不欢迎的。其他发达国家的企业如果听从美国对中国实行封锁,利益就会受损。美国是出于政治目的需要,而这些企业无非是为美国作嫁衣裳。从根本上,这些企业不会愿意。
从这个角度讲,真正“卡脖子”的技术,是那些只有美国有而其他国家都没有的技术。但这样的技术和产品,数量非常非常少。
对于那些只有美国有,其他国家都没有的技术,我们必须用新型举国体制来攻关。中国发展到今天的阶段,对那些数量极少的高科技产品,只要我们有决心,快则一年两年,慢则几年,我相信是能取得突破的。过去的经验一再证明,只要中国能生产,这个产品的价格马上就下降,参与封锁的企业只会更后悔。美国技术封锁,只会加速中国的技术提升,加速中国技术对美国技术的替代。
美国咱们管不了,但我们做好自己的事,一定有能力冲破这个难关。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要继续开放市场,推进国内循环跟国际循环相互促进,让其他国家分享中国发展的机遇。
(李显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