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资管30人
而立之年的中国太保(601601,股吧)日前公布了2020年财务报告，在这份年度成绩单里，资产管理板块是非常突出的一大亮点。
规模上，该集团管理资产达到24,360.80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9.2%；其中，第三方管理资产规模达7,880.73亿元，较上年末增26.3%。投资效益上，中国太保去年的总投资收益率为5.9%，同比增长0.5BP，其中在权益资产上收获的投资效益贡献较大，投资收益率达10.1%，较去年增长3.8BP。
“大家对我们权益投资关注比较多，去年我们确实在权益板块表现不错，获利较多，这背后主要是集团与旗下各资管子公司的统一协调的因素。去年上半年我们一起做了大量工作，开了很多次会议，在3月份疫情严重、市场大跌的时候判断估值到了底部，所以对股票账户进行较大程度的加仓操作，后来市场恢复我们也就获得较好的收益。”中国太保首席投资官邓斌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
邓斌2018年开始担任太保集团首席投资官一职，他在就职该岗位之前，在美国国际集团（AIG）及友邦集团（AIA）工作18年，在风险管理、市场分析等相关领域担任要职。
“我1995年出国、2018年回国加入中国太保，希望为中资保险公司的国际化做点事情，现在两年多下来，我感觉实现的东西比当初想象得要多要快。”邓斌对记者表示。
在他看来，加入和融入太保的过程比较顺利，“没有文化和机制上的适应问题。”这与大部分海外归国人员不同，这或许得益于全球范围内保险资金投资管理的逻辑想通，也或许与邓斌本人性格特点相关，他是一位国学爱好者，“从小对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事物都很感兴趣。”他的办公室墙壁上悬挂的数幅书法作品均为本人所写。
保险资金配置的战略和战术之变
《21世纪》：你2018年回国开始担任中国太保的首席投资官，我理解这项工作的一个重要职责是统筹集团保险资金的配置和投资，协调各资管子公司、优化资管内部流程建设、提升资产负债管理效率，这也是大型资管集团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请介绍下你上任以来的做法。
邓斌：我2018年来到中国太保，刚好赶上太保正在进行转型2.0，其中一项重要工作是理顺委托-受托关系，委托人就是寿险资金、财险资金，受托人有资管公司、长江养老、国联安基金，以及外部的基金公司等。
这个过程从不同的维度看要体现几个原则，一是公平化、市场化和专业化。不会因为是自己内部的子公司就一定把资金委托给他们，集团层面要比对，把钱交给投资做得最好的机构。同等能力情况下可以给他们，但外部公司更有能力有特色的，那就交给外部公司。
第二个是考核问题，我们的考核是中长期的，要有定力可以穿越周期。凡是给了委托的就要放权，集团要做的是考核工作，扮演的是裁判员，而非运动员、操盘手，他们要来路演，要来做汇报，内部外部都一样，这是市场化的体现。
但也有需要集团出面进行统筹协调的时候，关键时候需要集团发挥引领作用。举个例子，去年开年疫情严重，市场大幅波动，集团协调各子公司、委托受托方一起，开了很多次会研判协调，统一动作，统一战略战术，如果各自为战的话是达不到那样的效果的。
《21世纪》：这几年资管行业的一大主题词是改革，具体到保险资管领域，针对保险资金的运用也出台了一系列新政。你们保险资金配置的战略和战术上有什么变化？
邓斌：保险资金最大的特点是长期性和稳定性，从资管的角度，资金要匹配负债的需求，第一要看战略资产，一个好的战略资产要穿越宏观周期，我在制定配置时就要放到经济回归的情景下，不会去预测明年的股票和利率，而是要考虑各类资产在均值回归下能产生什么样的回报。
所以要打造战略配置的大优化这么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比如寿险公司的账户、财险公司的总账户，总账户是以偿债能力作为核心风险因子来驱动（配置偏好）的，也就是先看负债需求再看资产回报假设。
其次是自下而上，比如有分红险、万能险各种不同的子账户，根据子账户的特性设置不同的形态，加总起来正好与自上而下的总账户匹配起来。
接下来再做20年的市场动态模拟，确保很长时间内的资产负债是满足需求的，这样就形成综合了以偿付能力驱动的大账户、不同特征的子账户以及对市场动态模拟的三位一体的战略配置方法论，以它作为指挥枪，保证资产配置的定力。
战术调整层面，这几年资管领域的改革、中美贸易战、疫情等种种结构性变化，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在不确定性中去抓确定性，比如宏观经济的长期走势是基本确定的，市场利率的长期变化等。碰到市场动态变化再在战术层面进行分析和调整，结合集团和各子公司的分析团队，这个也是有很强的纪律性的，不是市场怎样就跟着怎么操作，要分析当前估值，在什么点位上进行什么操作等，都是有剧本的。
比如结合战略配置的偿付能力要求和市场利率走势的长期趋势，这就要求我们加大配置长久期的利率债。有了战略配置的确定性和战术配置的纪律性，虽然不是每次机会都能抓到，但是通常来说就不会犯错误。
权益市场、信用市场的前景和挑战
《21世纪》：从当前金融领域的政策导向来看，一个重要的方向是鼓励直接投资、鼓励长期资金、鼓励更多的资金进入权益市场。但从实践来看，资金尤其是银行理财这种大体量的资金参与程度还是很有限的。你如何看待权益市场发展的前景和问题？
邓斌：中国的权益市场正在朝着成熟和健康的方向发展，这个大方向是明确的，特别是公募基金，随着机构成分的增加，操作的理性成分也在增加，我对权益市场的发展方向还是很有信心的。
回到机构层面也有一些短板。首先一个是考核的期限问题。一谈投资大家就都提巴菲特，巴菲特最核心的理念就是长期投资、价值投资，有人问他对标的的持有期限是多长，他回答一辈子。我们需要放长考核期限，当期的收益要考虑，但是我们要拉长考核的期限，考核是过去基金公司的一个大问题，也是现在理财子遇到的一个大问题。好的资产价值会回归，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让考核机制更加符合价值投资的框架。
另一个问题是风险对冲。（很多人害怕权益市场因为没有风险对冲机制），大家寄希望于衍生品。现在国内市场的情况股票可以、期货可以，期权不可以，国债期货的时间也很短，衍生品本身是个矛盾的概念。我们希望最好能够做期权，现在在研究用技术手段自己去创制期权，即通过期货的买卖复制期权的概念，这是个新的想法，还在探索阶段。
这是能不能做的问题，但从我的经验来看，就算能做也不可能全年做衍生品，成本太高不划算。我们这样的大资金体量已经不可能用衍生品去对冲风险，还是要靠对风险的把控和分散。
《21世纪》：去年以来，一轮以国企为代表的债券违约事件对市场造成了一轮信用冲击波，关于中国债券市场信用体系、基础建设的批评声不断，保险资金是债券市场的重要参与者，你如何理解当前债券市场发展的问题和走向？
邓斌：我认为首先从政府信用到市场信用，这是个发展的阶段和过程。
有些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比如一谈到外部评级全都是3A，在机构层面确实要有应对的办法。首先，机构要建立自己的信评能力和体系，比如我们内部会有多个信评团队和专家，集团层面有统一的信评机制，清晰的语言、标志和概念，对结论进行统一化。。
其次是对可投资部分的精细化，不管什么类型的企业，市场导向是基本出发点，财务基本面、现金流、偿债能力，这些都是基本的，也是资本市场未来的发展方向。
但只看这些基本的会有很多问题。比如从某些角度看风险高的资产板块其实不是完全不能投，可能资源在更高层面聚集，还要结合行业政策和具体条件等，如何抓重点，这是个精细化的能力建设问题，这个在全世界都找不到已有的经验，是这个时代的中国特色，但未来会随着市场化而淡化，未来基本面分析占的成分会越来越大。
对未来两年宏观经济和市场走势如何判断？
《21世纪》：作为一家大型资管集团的首席投资官，请谈谈你对未来一两年内宏观经济以及市场走势的观察和判断。
邓斌：后疫情时代最大的一个主题是开放，这个已经基本近在眼前，全国逐步进入开放状态，随之而来的就是经济的反弹，这种反弹力度会非常大。中国经济增长目前定的目标是6%以上，“上”多少还未定，但我认为总体而言不会是个小数字。总体上我们对当前的经济形势比较看好，可视范围内没有重大风险。
所以权益市场总体仍是看好的，今年以来A股总体上先扬后抑冲高回落，年后核心资产出现较大幅度回撤，核心资产可能受到一定程度打压，但是国内经济在稳步复苏，海外疫情也得到了有效控制。利率方面，货币政策的基调是稳健中性，流动性不会出现明显收缩，短期内在当前水平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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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海平 编辑：马春园）
（李佳佳 HN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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