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期三天的“新发展格局与十四五大趋势——2021新京智库春季峰会”进入最后一天。4月17日，在“国内大循环和经济复苏红利”主题论坛上，中国社会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谈到国内大循环和扩大内需时表示，更倾向于用货币政策去支持需求增长，通过降低利率让企业、居民的债务成本下降。
而说到降利率，很多人会担心房价。张斌表示，货币政策对遏制房价有短期效果，但房价的真正矛盾在供给端，都市圈的房价还有下降空间。
谈到外部环境对我国经济有哪些影响，张斌表示，我国供给能力强，不是特别担心外部冲击。他还提到，我国经济数据有短板，背后反映出很多公共服务、公共管理还没到位，政府应把提供和改善服务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
更倾向于用货币政策支持需求增长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如何扩大内需是关键，而国内大循环和扩大内需需要怎样的货币政策？
张斌表示，我们讲扩大内需其实是两类，一类立足长远，另一类立足当下，要让总需求保持在合理水平上。之所以强调总需求，非常重要的一个考虑是低收入群体。经济不景气时，中等收入和富人可以过下去，但穷人会受到非常大伤害，他们会最先失业。从这一点看保持总需求的稳定非常重要。
他进一步称，日前出炉的一季度GDP数据虽然亮眼（同比增长18.3%），但环比增速不那么高。从政策调整方向看，我国财政支出有很大收缩，广义财政在收紧，地方平台治理也处于关键时期。“政策都在收，但现在经济增长动力并不强，结构意义上我们还没有恢复到正常状态，而我们的财政状况和金融市场的减法已做了很多，这就要求货币政策要保持足够的灵活，给经济更多的支撑。”张斌称。
怎样是灵活的货币政策？张斌称，主要是利率，货币政策要发挥作用，通过降低利率让企业、居民的债务成本下降，同时持有资产的估值提高，这样居民的资产负债表更强。
相比财政政策，张斌更倾向于用更积极的货币政策、利率政策调整去支持需求增长。他解释称，财政政策是政府借钱、政府花钱，货币政策更好的地方在于更多地借助私人的力量、借助市场自身的力量扩大需求。
货币政策对遏制房价有短期效果，但房价的真正矛盾在供给端
而说到降利率，一方面会让人联系到通胀。简单来说，“钱不值钱”就是通货膨胀。
今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较大，市场通胀预期持续上行。不过张斌表示，个别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但整体通胀并不是太高。从全球范围看，个别国家有一些通胀，但对于一些供给能力较强的工业化国家，通胀不是大问题，不过是基于部分短期因素向上冲而已。
说到降利率，也有很多人会担心使用成本降低后，资金会流向楼市，进而推升房价。张斌分析称，房价问题有两个考虑需要大家关注，一是要不要为了控制房价牺牲经济景气度，牺牲大部分人的钱包，牺牲很多人的就业机会，保持个别几个城市的房价。
二是货币政策能不能有效遏制房价。“短期来看可以，大家没钱了，肯定房价就不涨了。但我们也知道房价真正的矛盾在供给端，在土地供应、住房公共服务。”他说道。
张斌还表示，要澄清的是，我国大城市房价很高，但不等于房价泡沫，而且房价高不是中心城区房价高，而是都市圈（郊区）的房价整体都高，这是绝大多数中产阶级不能接受的，这意味着丧失了大量的人进入大城市改变命运的机会。
“大部分人关心的是都市圈房价降下来，这是有空间的，我们有地，也可以把基础设施做的更好一点，这些都不是（只通过）货币政策就可以解决的。”张斌称。
我国供给能力强，不是特别担心外部冲击
谈及外部环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张斌表示，部分发达国家的疫情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这对中国出口、制造业有一定利好作用。
“不少人还对国际市场方面有很多顾虑，如果再发生一些调整，可能还会冲击我们。但我个人不太担心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的机制设计可以应对冲击。”张斌进一步称，我国经济基本面比其他国家也好很多，工业化能力、供给弹性都相对较好。面临同样一个冲击，很多发展中国家就会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因为需求稍微提高一点，供给没有，价格就上涨，但工业化国家供给弹性很够。
他强调，现在我国的供给、特别是制造业上的供给能力是很强的，弹性很大。因此我们应对冲击的能力很好，不是特别担心。
政府应把提供和改善服务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
在扩大内需背景下，产业结构如何调整配合？张斌认为，要从中长期、从整体角度看这个问题，扩大内需一定要有更好的供应体系。
“现阶段我国经济存在最大的短板不是制造业，也不是旅游等竞争充分的行业，而是还面临高度管制、市场化程度较低的服务业，这里包括政府公共服务。”张斌指出。
据他观察，我国经济数据短板在于，一是目前我国还有近3亿农民工没办法真正进入城市生活；二是我们讲新城市(300778,股吧)病（住房贵、看病贵），这也是我们生活中普遍遇到的痛点。而这些现象背后反映出来的就是很多公共服务、公共管理没到位，医疗、教育、金融服务等很多没跟上，不是这些行业不努力，而是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管制政策不到位，要么管得过死，要么就是该管的没有管。
张斌建议政府转型，不一定在全国，但一部分政府要从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把提供服务、改善服务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同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即问责机制，相当于市场的价值评估。“一方面告诉我们政府需要做什么，另一方面告诉政府，如果做得不好要承担责任。由上而下的问责机制也需要建立健全。”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程维妙 胡萌 编辑 王进雨 校对 李项玲
（张洋 HN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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