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记者 陈白/文
84年出生的和大龙，是羊流镇上的异类。
在泰山脚下的这个全国知名的起重机小镇上，如果要按照重视传统的山东论资排辈的讲究，无论是和大龙还是他从父亲那里接过来的年产值3亿左右的起重机工厂龙辉起重，在这个大多数还由50、60后掌管、遍地是十亿级以上产值工厂的小镇上，都远排不上号。
从履历上看，和大龙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这个一米八几的山东大汉，普通到就像是网络上流行的段子——打小成绩不算好，作为艺术生好不容易考上了一所普通本科、毕业选择了北漂，工作七个月却依然付不起房租，最后只好回家继承家业。
但是，正是这样一位“二代”与他这个员工不过两三百人、车间不过四五个的工厂，却成为身处数千公里外的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叶军心心念念的地方，俩人经常在钉钉上有来有回地探讨。
这两年来，许多人上门来咨询和大龙的经验，这其中并不乏小镇上和大龙的叔伯们。
一切都要从和大龙的和他的起重机工厂的数字化试验开始。
在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时，叶军说，现在他经常跑企业，去跟不同的企业聊，“原来中小型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有三不——不想转、不会转、不敢转；但现在不是想不想的问题，只是他们就算想做，也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中国软件行业的特点，无论是20年前还是今天，都很少有为中小企业做软件的环境，所以才会导致现在中小企业的需求最强烈，甚至比大型企业的需求还要强烈。”
如果说在2020年之前，数字化对于制造业公司来说还是可选题的话，在经历了疫情冲击之后，数字化转型变成了必选项。2020年3月，工信部印发《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方案》，在疫情最严峻的时刻为中小企业数字化指明方向。
但如今，随着中小企业纷纷启动数字化的进程，更多的挑战也正在出现。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会长李子彬近期公开表示，目前，中国中小企业总量超过4000万家，但普遍存在“量大面广体弱”的特征。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比例约为25%，尚远低于欧洲的46%和美国的54%。
用李子彬的话说，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势在必行,众多中小微企业面临“转型是找死、不转是等死”的转型困境。
那么究竟如何实现转型，和大龙和龙辉起重或许是值得参考的样本。
300人困境
“在300人之前，企业家的人际关系尚且还能够覆盖；在300人以后，企业无论是财务还是员工还是业务，都开始需要借助管理工具。但对于这些企业来说，目前并没有适合他们的数字化低成本解决方案。”
从泰安高铁站驱车到这家工厂需要一个多小时时间，羊流是一个典型的工业时代的小镇，对八九十年代工厂有记忆的人都能想象的到这里的样子——贴着上个世纪流行的发黄长条白瓷砖的小办公楼混在仓库顶和各种机械臂里，沿途有一些居民开的小食店木门半掩，老人坐在板凳上，野草枝蔓地长在了沥青路旁。
但如果你进入这座工厂内部，会感觉跨入的一瞬间，突然被时光机拉回了当下的比特世界。巨大的屏幕上不断闪动的数字与工人手中的电枪火光交相辉映，屏幕上不仅仅实时记录着工厂中每一条生产线的进出库动态，在工厂之外的销售业绩变化，也呈现在各块屏幕之中；从原料采购到最终的起重机销售的每一个环节，都能在大屏幕上找到对应的数据；甚至远在港口的起重机，还能作为港口台风监测的感应器来源为气象部门提供最一手的天气数据。
起重机一直被认为是重工业制造业的最典型代表行业。2003年，为了鼓励更多企业使用美国制造，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选择站在迈阿密的港口向众人发表演说。然而，就在演讲过程中，一阵海风吹来吹落了奥巴马身后的起重机上的美国国旗，露出了中国起重机厂商振华重工(600320,股吧)的商标，一时全球哗然。
不过，这一戏剧化的场景也再一次说明了在制造业，起重机究竟意味着什么：作为整个工业生产链条的最始端，和大龙认为，一定程度上，“起重机指数”比此前流行的“挖掘机指数”更接近工业生产的神经末梢。
但如果要成为指数，首先要求的是起重机的数字化过程，就像挖掘机指数的获得来源于大数据和物联网技术对每一挖、每一铲的数据痕迹，如何实现从起重机到起重机制造的流程数字化，早在2015年前接班之时就成为了和大龙心中头等重要的事。
这些年来，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龙辉起重的数字化改造上，龙辉起重的副总经理说，这几年他各种数字化工具试了也不下几十种，“只要出现新工具，他就想试试。当然，他也为此没少花冤枉钱。”
在这家在册员工数不到300的中小企业，唯一负责数字化的，是总经理和大龙和他的这位副总经理。
和大龙也说不清为什么，他把这种敏感和他本科学习的数字媒体专业有关系。但数字化确实给他和他的工厂带来的巨大的改变——在使用钉钉完成了工厂生产的全流程改造的这五年时间，他的工厂年产值从1亿提升至3亿，并保持了30%的年增速。
而且，“我们是这个小镇上，甚至是同行业来比，也是人效比最高、单位面积产值最高、工人收入最高的企业”，和大龙说。
数字化转型，是近年来的热门词汇。这首先体现在政策的气候变化。政府工作报告已经连续多年提到数字化，而在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中，更是将“加快数字发展建设数字中国”作为独立篇章。
在商业世界，数字化转型是毫无疑问的热门词汇。从互联网公司到传统企业，迈向数字化成为了共同的命题。
但和大龙说，从父亲手里接班这几年，他最深切的感受是，尽管在北上广和大公司的数字化进程已经如火如荼，但是对于聚光灯之外的像他这样的中小企业来说，300人困境几乎是杀死许多中小企业的主要原因。
“因为在300人之前，企业家的人际关系尚且还能够覆盖；在300人以后，企业无论是财务还是员工还是业务，都开始需要借助管理工具。但对于这些企业来说，目前并没有适合他们的数字化低成本解决方案。”和大龙说道。
低代码下沉
低代码对于数字化转型的意义是，使得企业数字化实现了从DOS系统到Windows系统的飞跃。
接班的五年时间，在花费了数十万、尝试完市面上几乎所有的ERP工具、办公软件之后，偶然尝试的钉钉留住了这位挑剔的80后总经理。
“以往的一些大公司的办公软件，一是费用太高；一个月服务费可能就要成千上万，对于我这样的小公司来说，成本太高了。”对于类似和大龙这样的中小型公司来说，在前期购买软件加上后面的长期服务费用，这样一笔开支并不算是小数目。
更为重要的是，像他们这样的公司，同样很难入那些大型数字化软件公司的“法眼”——“每次遇到问题，打个客服电话要解释半天，而且每个行业不一样，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的生产线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和大龙在过去一直遇到的困境。
来自Gartner的数据显示，2021年对于应用开发的需求将达到所有IT公司开发能力的5倍。这是企业数字化程度不断提高之后，共同面对的一个尴尬局面，越来越多的业务需求远远超过IT开发能力，他们需要完成的项目似乎永无止境。面对这一巨大的供需缺口，低代码开发几乎是唯一解决方案。
所谓低代码开发，即无需编码或只需少量代码就可以快速生成应用程序，在钉钉，企业的应用开发通过“拖拉拽”的方式即可完成。
2021年初，钉钉发布了6.0版本，这也是阿里巴巴的“云钉一体”战略后钉钉最重要的版本升级。这一版本带来的最重要变化，是推出钉钉宜搭等低代码开发工具，让不懂代码的用户，也能快速开发新应用。
在低代码模式下，和大龙和他的助手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工厂情况开发应用。
举个例子，在疫情期间，企业需要每天给员工发放口罩，但是口罩的进货、发放都意味着相当的工作量。“特别是在疫情初期，口罩价格昂贵，更是需要精细的统计。”和大龙说，但是传统的模板化的数字化软件并不可能为这样一家小企业的口罩发放提出什么数字化工具，即使能，新搭建模块也意味着巨大的成本。
于是，和大龙在钉钉上的第三方低代码开发工具简道云上，自己设计开发了一个口罩登记发放应用，随后所有涉及到的员工都能够登陆进去自主登记，这极大地减轻了和大龙的管理成本。“不仅不要钱，而且用完了不想用了就不要了，有新的需求，再自己搭一个新的应用。非常方便。”
在对外经贸大学企业与战略研究所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张洁看来，低代码对于数字化转型的意义是，使得企业数字化实现了从DOS系统到Windows系统的飞跃。
小镇上的福特
这是数字化进程中的另一重“五环内外”场景：当五环内的白领们还对打卡存有不满时，小镇上的工人们因为数字化办公工具，实现了更明晰的多劳多得。
数字化的前提是数据的获取。这也是许多传统企业在进行数字化转型时首先遭遇的“灵魂拷问”。
此前，在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时，国内知名云计算公司青云科技架构副总裁沈鸥就谈到过他在帮助企业数字化转型中企业遇到的困难。“很多中小民营企业，在上生产线设备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数据收集的模块。因为这个模块往往是要单加钱的。”沈鸥说，“但到后来发现还是要进行数字化转型，但要想再加模块，就比较麻烦了。”
不过，这对于和大龙来说不是问题，他有很多解决方案，其中之一是“万能的淘宝”。在龙辉起重的车间，每台生产线边上有一个看起来黑旧的铁箱子，但是打开这个箱子，是和大龙从网上买回来的物联网API接口硬件，这个模块能够帮助他获得生产线的用电量、开关机等数据，并进一步上传到钉钉系统中。
来自生产线的数据给为和大龙打开了一个新世界。
在工业时代，以泰勒制为基础的福特主义生产模式，是工业革命之后工业生产流程的典型标本。以福特汽车公司为典型代表的大规模的工厂与投资;机械化生产线、明确生产线分工，科学的质量控制……这些共同组成了一个结构化的工业劳动分工网络。
但这种科学管理模式更多时候会受限于技术条件，比如工人的付出和绩效很多时候并不匹配，再比如工人的能力可能因为生产线的限制而得不到最大化的体现，标准化的管理方式存在着巨大的漏洞；更为重要的是，科学管理越到后来越背负着工具化劳动者的道德争议。
在数字时代，科学管理正在跃过了这些瓶颈。
以工人最为关心的绩效考核为例，和大龙在钉钉上开发了一整套绩效考评系统，工人能够清晰地通过自己生产线的设备使用、迟到早退情况；销售们的业绩变化也实时体现在系统之中。
更为重要的是，管理方式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在这家工厂，以往一个车间可能就两个车间主任负责二三十个工人，其中对于每一个工人的能力、擅长完全依赖于车间主任的个人熟悉程度；此外，大锅饭的结果是导致懈怠和恶性竞争。
数字化的到来，首先改变了这一传统的工厂组织结构。和大龙选择把此前的大班组工人分成了三四个人一组的小班组，每个人专门负责自己擅长的领域制造流程，组员之间业绩和绩效互相影响。这极大提升了小组的产能和组员的创造力——更精细考核的结果是，他们的每一分付出都获得了更多的回报，组员之间也实现了正向激励。
“以前，开工单靠手写在纸上，一旦出现一个数字的错误，生产环节就需要花更长时间来纠偏。在钉钉上下工单完成后，工人就会自动收到待办事项提醒，了解接下来的生产计划，完成生产任务时，在钉钉上点开待办事项就可以输入报工结果，完成手机报工，还可以即时看到自己的计件工资。”和大龙说。
比如，对于质检工人小张来说，他现在要做的，是掏出手机，打开钉钉APP，勾选自己完成的工序，系统会自动提报给质检员处理；而所有的工人每到质检环节就可以扫描二维码直接提报，数据则同时同步给了钉钉上的智能薪酬系统，从而计算每个人的工作量和绩效工资。他很满意这种操作方式，“非常直观，没什么不会的。”
但在数字化管理工具介入之前，这种直观、扁平式的车间管理模式无疑是难以实现的。
这是数字化进程中的另一重“五环内外”场景：当五环内的白领们还对打卡存有不满时，小镇上的工人们因为数字化办公工具，却获得了更多的“效率公平”，实现了多劳多得。
叶军对记者说，他在连续的企业走访后的感觉是，“为什么钉钉在制造业上有穿透力？我认为核心原因在于制造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特别缺乏数字化。所以不是我们推动了制造业数字化，而是制造业数字化发展了钉钉。”在他看来，钉钉天然适用于制造业场景，也正是因此，制造业成为了钉钉上仅次于教育的第二大行业。
和大龙对于外部世界的变化十分敏感，除了会实时在手机上查看钢铁价格，他也会买一些知识付费课程，他还会不定时地给钉钉提修改意见，希望进一步完善功能，对他来说，在他的企业目前规模基础上，设立一个专门的信息化部门从人员成本上来说并不现实，“而且我觉得数字化本身就应该是一把手来抓的。”和大龙说。
但是，在羊流镇，走在数字化前沿的龙辉依然是个异类。数字化的门槛，依然拦住了许多人。和大龙认为对于他的50、60后父辈们来说，个人接受数字化都要有一个过程，要推动公司的数字化，可能还是有赖于更年轻的接班人们。
（李显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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