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拜登在当地时间6月9日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撤销了前总统特朗普试图禁止美国企业与TikTok、微信和其他中国移动应用程序交易的三项行政命令，取而代之的是一项新的安全审查标准。该标准可能会促使拜登政府采取新的措施来限制这些应用程序。
“拜登虽然宣布撤销特朗普对TikTok和微信的禁令，但实际上，拜登政府同时又发布行政命令要求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在经济、政治领域的“外国对手”所控制的应用程序进行广泛审查，以确定它们是否对美国构成安全威胁。从这个角度看，不能乐观地认为TikTok和微信已经脱险了。”浙江垦丁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朱莎6月10日向时代财经表示。
6月10日，针对美方撤销对TikTok、微信等中国应用程序的有关行政令一事，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积极一步。“但我们也注意到，美方同时要求对外国应用程序的安全风险进行审查，而且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仍在对TikTok进行审查。我们希望美方公平公正地对待中国企业，避免将经贸问题政治化。”
6月10日，时代财经就相关问题联系字节跳动，但并未得到回复。
不会放弃对中国互联网企业的监管
“拜登出台新的行政命令旨在系统性地评估美国的相关政策，以便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法规，同时也避开了特朗普颁布的行政命令所导致的美国政府被动应诉或无法落实的局面。”北京国枫（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上海市律师协会金融工具业务研究委员会委员邹林林6月10日向时代财经表示。
在政府交替前夕，美国频繁出台针对中国企业的制裁，特朗普任期的最后几日，更是加紧对中国施加压力。2020年12月18日，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IS）将中芯国际（SMIC）列入实体名单，加入了华为、中兴、大疆、海康威视(002415,股吧)等高科技中国企业的“阵营”。
2021年1月5日，即使身陷败选风波，特朗普也不忘签署了一项总统行政命令，禁止与包括微信支付、蚂蚁集团旗下的支付宝在内的8种中国应用进行交易。1月14日，美国政府又将包括手机制造商小米及飞机制造商中国商飞等9家中国企业列入“中共军工企业清单”的名单中。
“拜登此次撤销禁令并非一时之举。”朱莎向时代财经表示。
去年，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已经搁置了关于暂缓特朗普政府对TikTok和微信的禁令的上诉事项。而今年2月，拜登政府就已经表示正在制定保护数据安全的综合方法，已经停止了特朗普政府强制出售TikTok的计划，并正在审查特朗普政府的行动合法性。
本次，拜登政府要求美国商务部审查由“包括中国在内的，受境外对手管辖”的个人或公司开发或拥有的应用程序，审查内容包括：可用于支持其他国家的军事或情报活动，或可用于收集敏感个人数据的应用程序。
新行政命令指出，当外国应用涉及由支持外国的军事或情报机构拥有、控制或管理时，或者当外国应用收集敏感的个人数据时，该应用与美国企业和个人的交易将被视为涉及“高风险”。
该行政令还指示美国商务部与其他机构合作，提出保护美国消费者数据免受外国攻击的建议。它要求商务部采取进一步的行政行动和立法来应对风险。
邹林林认为，拜登此举表明，美国不会放弃对抖音及微信以及其他中国互联网企业的限制及监管，并将寻找出更加符合美国法律（特别是宪法）程序的更具针对性的对策。“当然，如果美国相关法律能够找出相对平衡的监管措施，而不是一锥子打死，可能为中国互联网企业出海美国带来一种可以落地经营的确定性，未尝不是好事。”
“从法律角度考虑，之前的总统令的合法性存在重大实质问题，新的总统令合法地取而代之，可以避免这些问题。”美国成美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纽约大学法律博士柳治平6月10日向时代财经表示。
在柳治平看来，新总统令的安全审查标准没有明显的宪法或者法律上的瑕疵或者问题，同时适用于更多的应用程序。
数据审查将成重点
“这次是从过去以CIFIUS主导的外资并购交易审查，向数字应用、半导体、互联网业务上的扩展。未来，美国在个人数据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建设等定义上的封锁会扩大化。”朱莎表示。
事实上，早在2018年8月颁布的《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FIRRMA)中，数据保护就以涉及国家安全为由作为审查的范围。2020年2月13日，财政部颁发《外国人在美投资的新规》，《新规》和FIRRMA都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IFUS）原有的评估基础上扩大了CFIUS的职权，特别是在网络安全和保护敏感个人信息领域，包括财务数据、消费数据、身体和心理健康相关数据、非公开的电子通讯信息、地理位置等。
本次拜登命令中提到，美国情报和国土安全机构应在60天内向商务部提供由外国对手控制的美国数据的脆弱性和威胁评估。并要求商务部门持续监控TikTok等可能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软件应用程序，在120天内提出建议以避免被外国对手控制的公司获取或访问的美国数据。
“中国互联网公司到美国，需要事先筹划准备合规工作，同时更好了解同业竞争状态，了解自己的竞争对手。中国互联网公司既要争取建立良好的市场与公共形象，也要避免介入国际政治的纠纷。”柳治平表示。
朱莎建议，中国科技企业在出海之前，要对交易做全面的尽职调查，比如涉及在敏感区域的基础设施、科学技术，或者在应用程序中涉及敏感数据的情况。
“在目前双边政治环境下，美国政府依然可能对已经发生的交易进行重新评估和审查，因此不要存在侥幸心理，如果对是否需要主动申报或者按照商务部规定提交材料的，应当积极和法律团队、当地政府机构展开沟通，尤其是在涉及进出口管制、关键技术和敏感信息领域，如果评估后认为，确实应当申报的，应当及时向当地监管机构申请递交材料。”朱莎表示。
邹林林认为，中国互联网企业出海运营，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将面临几个现实的问题：如何满足当地政府的数据安全要求；如何满足当地政府的个人隐私保护要求；如何应对当地法律制度带来的法律诉讼风险及成本；如何引导当地民众的认知及舆论；如何将中国互联网企业的技术优势与当地百姓的诉求相融合；如何应对当地不友好政治氛围及不良政客的频繁挑战。
“中国互联网企业需要练就过硬的合规经营本领，通过本土化的运营，成为有活力的全球化公司。”邹林林表示。
（张洋 HN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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