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丨共同富裕的浙江经验与浙江实验

张翔（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副院长）

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简称《意见》）。这是“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第一个重大举措，是当代中国探索新型发展路径、破解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实验，也是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的一个标志性举措。这意味着，中国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界定为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之后，正实实在在地为破解这一主要矛盾探寻系统性的对策。在社会差距扩大日益成为全球范围内的难题之际，中国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的实验和实践，对于世界而言同样具有重大意义。

破解主要矛盾、增强社会主义活力的地方实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历史性突破，同时“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央在理论上对社会主要矛盾做出新的界定，意味着要针对这一主要矛盾做出系统性的应对。“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提出，意味着破解“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一议程，正在形成新的系统性战略方案。共同富裕的伟大事业无法一蹴而就，共同富裕道路的形成也是一个持续的进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在这一方向上已有连续的战略性实验，从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雄安新区的建设，再到浙江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打造，是一系列呈现新时代战略的连续性事件，有着探寻新发展方式、探索共同富裕道路的共同内在逻辑。

共同富裕不仅仅是未来的蓝图，更是踏踏实实行进在中国大地上的具体实践，它要解决的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一现实难题。推进浙江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地方实验，是“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破题和开篇，既显示党中央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坚定决心，也凸显了党中央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活力和生命力的自信、胸怀和战略意识。共同富裕道路探索成为中国发展的核心议程，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这一进程中将持续获得生命之树常青的源头活水，这是中国复兴和永续发展的根本所在。同时，将浙江作为先行先试的试验区，也是有战略定力的布局，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项艰巨而长期的现实任务，难以短时间内全面铺开，选取富裕程度较高、均衡性较好的浙江省作为试验区，是实事求是的选择。

浙江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是社会主义新时代具有开端意涵的重大事件，类似于开启深圳经济特区建设之于改革开放的意义，同时又有更丰富的含义。浙江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是带有全局性意义的、探索性的地方实验区，这与深圳经济特区有类似之处；差异之处在于，此次浙江从一开始就不仅是试验区和“窗口”，还是示范区，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有较大发展之后的设置。示范区之所以为示范，一方面，是既有成就的示范，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新时代的集中体现，浙江的发展堪为表率, 要打造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另一方面，是解决现实问题的示范，有针对性地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为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探索出一条成功路径。

共建共享、共同富裕的浙江经验

浙江作为共同富裕的示范区，在走共同富裕道路方面已有较好基础。根据国家发改委披露的数据，浙江的发展均衡性较好，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为1.96，远低于全国的2.56，最高最低地市居民收入倍差为1.67，是全国唯一一个所有设区市居民收入都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关于浙江在共同富裕道路探索方面已有哪些经验，接下来还有较大的继续挖掘、梳理和总结的空间。

走共同富裕道路的经验，简而言之，是一个地区的民众在经济成长中勤奋劳作、共建共享、互助协作、共同发展的经验。新中国建立以来，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共建共享的形态，都需要并值得深入分析和总结。就改革开放以来的浙江实践来说，有丰富的地方经验，只是总结这些在市场经济中群策群力、共同富裕的经验，需要有更为开阔的视野，在历史经验中寻找理论创新的契机。这里略举数例，抛砖引玉。

全球闻名的小商品集贸中心义乌，即创造了一种共同富裕的地方经验。义乌经验的核心，是在政府与群众的通力协作之下，形成了触角遍及全球的集贸和制造中心，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一种让家家户户都能够参与和共享的经济生态。只要勤劳肯干，所有义乌家庭都有机会在这一全球性集贸市场中找到成家立业的空间，这是一个带有普惠性的市场空间。不仅如此，义乌的市场空间是向全国和全球其他地方开放的，全国各地很多打工者在这里成长为企业家，这里堪称草根创业的乐园。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兴起，义乌迅速成为网络直播带货的热点地区，很多草根创业者在网络平台上利用义乌的贸易网络，获得较大发展。

温州的共同富裕经验带有更多“走出去”的色彩。社会学家项飚在其成名作《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中描述了温州商人群体以全国乃至全球市场为空间、互相扶持共同致富的经验。简而言之，温州商人群体，在同乡熟人社会中有一个不断扩展的社会纽带，新入行的温州人能够得到同乡的支持，包括无息借款、商业网络的引介等等。这一商业网络依靠熟人社会的惩戒来维系，即如果出现逃债的情况，逃债者将在温州商人圈里丧失信誉，最终得不偿失。

义乌和温州的这些经验都包含了共同富裕的要素，是浙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积累，需要解放思想，汲取其中的积极要素。共同富裕的精髓在“共同”二字。无数分散的个体如何才能形成相互协作、共建共享的社会共同体？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方式，以往的合作社是一种方式，义乌这种普惠性的全球商业网络的营造、温州人在全球营商中互助协作的社会网络的建构，也是一种包含了共同富裕精神的重要创造。

共同富裕的产业生态

实现共同富裕，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需要形成与这一政治经济议程相适应的产业生态、社会生态和制度环境等系统性基础。此次《意见》作了系统论述，勾勒出了一个共同富裕道路的“路线图”，值得仔细揣摩和解读。其中，经济发展“路线图”有两个要点，既是浙江经验的总结，也是未来发展的重要基础。

其一，实现共同富裕的产业基础在于实体经济。《意见》把充分就业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也不断强调“勤劳致富精神”。原因很简单，如果没有充分就业，共同富裕就意味着只能依靠社会福利政策支持大量失业者，这是今天欧美社会危机的一个重要成因，不是中国共同富裕的理想境况。要推动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就需要充分重视和发展实体经济。《意见》提供了一份实体经济发展的蓝图，强调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强调自主创新的重要性，重视制造业，要求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打响“浙江制造”品牌。金融业方面则强调“畅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渠道”，同时强调抑制资本的无序扩张。

其二，强调产业工人培训与发展社会教育的重要性。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指标是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即能否形成“橄榄型社会”。《意见》指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关键在于激发技能人才、科研人员、小微创业者、高素质农民等重点群体的活力。要激发这些群体活力的关键在职业教育和社会再教育，即提升这些群体的工作能力。《意见》提出，要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力度，健全面向劳动者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实施新时代浙江工匠培育工程，同时加强对有劳动能力的低收入群体的“开发式帮扶”。这是让有意愿“勤劳致富”的人获得基本能力的关键之一。

形成共同富裕的文化

《意见》提出了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重要议题，即“厚植勤劳致富、共同富裕的文化氛围”。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勤劳致富容易理解，容易形成共识，中国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勤劳革命”；不容易形成共识的是共同富裕，这与市场经济中常见的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偏好之间存在矛盾和紧张。而走共同富裕道路，需要形成共同富裕的文化，提供社会公众协力前行的动力。

个人利益最大化偏好与共同富裕追求之间的紧张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它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共同富裕的文化无法形成。共同富裕文化的形成，有自己的轨道和社会基础，这些基础可以超越个体视角的局限。

就社会层面而言，各种社会网络对于个人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些社会网络中形成的各种各样的有利于共同富裕的社会协作，都是对于个体视角的超越或克服。前面提到的义乌经验和温州经验，就是这种超越个体视角的社会网络。如果只从个体利益着眼，是无法想象温州社会网络为身无分文的老乡提供无息贷款的行动的。传统家庭和家族之间的互相扶持，是最为紧密的社会网络类型，同时在市场经济中还存在更为广阔的不同类型的社会协作网络，值得深入梳理和总结。社会主义之所以为社会主义，一个关键的要素在于能够形成各种超越个人利益得失的社会合作，这是共同富裕的社会组织基础和文化基础。

（李显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