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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网 记者 李晓丹 “新冠疫情后美联储实施量化宽松，是通过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一起来恢复经济，对避免经济过快下行的作用不言而喻。”瑞银亚洲经济研究主管、首席经济学家汪涛在7月21日举行的中国人民大学CMF国际研讨会上表示，这次美国在新冠疫情之后的量化宽松和上次全球金融危机时的量化宽松有所不同，体现了金融市场的作用。
汪涛解释，疫情后美国启动的量化宽松的规模要远大于2008年，这是金融市场在突发情况下的冻结和萎缩促成的，所以量化宽松的目的是使全球金融市场保持正常运行，避免因为美国金融市场的崩盘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引发新兴市场的金融危机，起到了锚定的作用，这个作用非常重要的。
量化宽松的负面作用也十分明显。
汪涛指出，第一，长期的负面作用就是加剧了全球的贫富分化，贫富分化主要源于资产价格的上涨；第二，全球疫情控制以后生产供应不足，量化宽松带来的流动性泛滥推动了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虽然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于供需不平衡，而不是量化宽松本身引起的，但量化宽松的确存在助推的作用；第三，更值得长期警惕的是量化宽松带来的流动性泛滥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一方面推高了资产价格，使得所有资产同步出现低量化，因为在贴现率为零的情况下，成长的定价比较夸张，很难按平时定价去衡量；此外，在寻求收益的情况下，很多资金流向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在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的时候，资金可能会流出，需要警惕资金流出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尤其是在目前新兴市场国家举债较容易的情况下。
在此情况下，中国货币政策应该如何应对？
汪涛认为，中国货币政策要“以我为主”。
在2020年初中国首先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冲击，中国央行非常果断，在2月这一个月内就释放出了近3万亿元，并且宣布股市、债市正常开市。及时投放流动性维持了经济中的正常交易和支付，保持了金融体系和市场的正常运转，也起到非常重要的锚定作用。
此后的数月，央行一方面释放流动性，另一方面以再贷款、降准降息等手段支持抗击疫情。非常重要的还有信贷政策，允许企业延迟还本付息，并且采取了监管容忍（regulatory forbearance），在坏账认定和处理标准上都采取了更宽松的方式，发改委也放松了发债标准，允许一些中小企业举债等，这些措施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中国率先开启了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轨道。在2020年6月的陆家嘴金融论坛上，易纲行长提到考虑政策工具适时退出，当时两会结束不久，国务院提到要加大支持力度，因此这时市场对于易纲行长释放的信号是非常惊讶的，但也说明当时的政策决策者们已经事先考虑了这一点。
从流动性操作来看，央行从去年5月之后就在二阶导数上降低了流动性的释放规模，允许短期利率从1.5%左右上升到2%，甚至2%以上，结束了大放水的动作，实际上开始了政策趋向正常化的第一步，从信用市场来看也是如此。2020年九月和十月货币条件进一步收紧，政策已经开始提及防风险。此外早在去年8月底就提出房地产企业融资的“三道红线”，表明中央从那时就开始更多关注到金融风险和总体的债务杠杆风险，在经济出现了全面复苏的好兆头之后，已经把眼光放到了更长远的地方。
“到了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了政策要适时正常化，但不急转弯，更加明确了政策的转向，但其实货币政策从去年下半年就开始了正常化的进程。”汪涛说。
2021年春天大宗商品价格猛涨，有很多人非常担心通胀，认为这是量化宽松带来的长期负面影响，会对中国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汪涛表示，中国的消费产品下游行业属于高度竞争市场，PPI到CPI的传导非常有限，央行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并未把货币政策收得更紧，以其作为应对PPI或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主要政策工具，而是由政府采取了其他的一些行政手段。
汪涛也指出，在目前这种供需失衡的情况下，行政手段作用是有限的，但是大宗商品价格猛涨并非是货币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且从长期来看通胀也不可持续，因此不需要用货币政策做出应对，而是把国内经济形势和国内政策重点作为政策的重要考虑，不能过度去应对量化宽松的影响。
具体来说，汪涛提醒，目前还需要考量如控制杠杆率、防范金融风险等，所以在放货币政策的时候不是非常宽松，而且正常化也启动得较快。
政策下一步如何走？汪涛判断，今年货币政策不会放宽，明年的宏观政策会基本稳定，可能其他国家央行开始收紧政策的时候，中国反而会做一些微调。
（李显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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