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经纬客户端7月29日电 (王全宝 高铂宁)王梓木的微信头像是一只黄蜂，微信昵称是“热闹大蜜蜂”。
“下乡期间，我养过蜜蜂，蜜蜂夏天采蜜留给冬天，以备过冬之需。”王梓木在养蜂期间总结出蜜蜂的四点精神，即“勤劳、合作、积累、奉献”。“后来，我把这四点融入到了华泰保险的企业精神当中。”
作为华泰保险集团董事长兼CEO，王梓木的经历可谓丰富。1975年，当时22岁的王梓木结束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生活，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进入吉林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在黑龙江省委党校教学3年，后考入中央党校第一批硕士生班，毕业后被分配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后又调入国家经贸委工作。
在经贸委工作期间，王梓木任职综合司副司长，并主持全司工作。1996年，王梓木调整了人生的轨迹，从国家经贸委辞职，选择下海经商，创办全国第一家全国性股份制财产保险公司——华泰保险，成为华泰保险公司创始人。
如今，华泰保险已成为拥有财产保险、人寿保险、资产管理和公募基金的综合性金融保险集团，管理资产规模超过4700亿。
四年多前，王梓木热爱上了绘画艺术。在位于金融街(000402,股吧)国际企业大厦18层的董事长办公室，华泰保险董事长王梓木向中新经纬“全宝对话”展示了他集结成册的绘画作品。
一幅“亦龙亦凤”，用五种“华泰蓝”颜料流淌的方式完成，成稿既能看出展翅欲飞的凤凰，也能看出飞龙在天的动态。“艺术表现有时候‘可遇不可求’，作品具体该如何诠释，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除了对抽象画艺术的爱好，近些年，王梓木也开始思考一些与企业相关内的“哲理性”问题，并四处“布道”。
近几年，曾经号称“巨无霸”的传统企业，一个个相继坍塌；一些互联网“巨头新秀”也开始遭遇“折戟”。如果反思这些公司，其背后总可以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华泰保险曾经历过两次重大转型，其中一次是在2000年，华泰财险确立质量效益型发展的方针，“当时叫作不以保费论英雄，质量效益见高低。”
在以质量效益为导向的经营理念下，华泰保险创造了保险公司自成立起连续盈利并且分红的业绩，这在业界绝无仅有。
“华泰不仅重视公司的股东利益，也注重公司的长期稳健发展，长期稳健发展给股东带来更大的利益，2020年，华泰保险集团一级股权市场交易的价格已经是股东原始投入的20到30倍，其市盈率和市净率远超已经上市的保险公司。”王梓木总结道。
华泰保险何以能长期稳健发展？“保险企业必须具备长期主义发展理念，才能为客户所信赖。企业要有强烈的使命感，企业的发展才会更长远。华泰保险要与客户、员工、股东、合作伙伴、社会建立良好关系，平衡好各方面的利益。”王梓木说。
王梓木向中新经纬“全宝对话”表示，中国正在进入新商业文明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企业的经营哲学从单纯的股东利益至上转为所有利益相关者提供价值。
“企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为社会创造有益的和美好的事物，解决社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企业家要清楚企业存在的价值，不仅仅是为钱而工作，而是为了社会，为了他人，由此获得内心的满足。当利已和利他融为一体的时候，组织就会迸发强烈的热情和强大的动力。”王梓木向中新经纬“全宝对话”表达了自己的思考。
华泰保险董事长王梓木。中新经纬实习生 黄晨发 摄
企业追求社会价值的同时，商业价值会不期而遇
中新经纬：前段时间，你在《哈佛商业评论》期刊上撰文了一篇《进入新商业文明时代》。写这篇文章的初衷是什么？
王梓木：我在三年前就开始倡导“新商业文明时代”的理念。我要强调的是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追求社会价值。
过去，对企业评价大多是讲企业创造的财富有多大规模、有多少效益、造成多大的影响。人们追求世界500强，企盼成为千亿级企业，这些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是，随着社会和科技的发展，人们认知也开始在转变，除了创造社会财富以外，当代企业和企业家更重要的使命是推动社会进步。
2018年，我在亚布力论坛曾发起社会企业家倡议书，呼吁企业不能只盯着商业价值，要把主动追求社会价值作为自身使命，在这个过程中，企业的商业价值会不期而遇。
中新经纬：新商业文明时代有什么新的变化呢？
王梓木：我认为有四种变化：第一个变化，新商业文明时代的企业要关注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利益，而旧的商业文明时代，企业是以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宗旨的。
第二个变化，科技进步推动新的一轮生产力革命或者科技变革。这必须有众多的企业合作、链接、支持才能完成，所以寻求外部合作成为绝大多数企业的共同行为。这也使得企业的价值观发生相应的改变，由竞争到竞合，由零和博弈到多和博弈。
第三个变化，科技进步之后，人们的社会意识、社会结构也都发生了相应的改变，人本主义的价值观更加突出。人在企业里发挥的作用和价值越来越大，尤其是科研人员的发明创造。而货币资本的作用开始降低。在企业内部则体现在如何处理好客户、员工、合作者的关系；在企业外部则涉及到环境、社会、资本和公共利益等。
第四个变化，在进入新商业文明时代后，注重社会价值的企业比重将会越来越大，以为社会创造美好为己任的企业越来越多。
总之，企业将由单打独斗的企业群变成生态圈，形成价值链，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在市场提供服务。例如，在保险业内，目前平安保险将金融与科技结合起来，泰康人寿将人寿保险和医疗结合起来，都形成了新的价值链、生态圈，在市场上处于相对的竞争优势。
谷歌早期提出“企业不作恶”，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腾讯提出“科技向善”，提出“把半条命交给合作伙伴”。随着新商业文明时代的到来，社会合作领域不断增加，竞争方式比过去更加文明，更加重视对人的关心关爱，以人为核心展开产品服务的竞争。
还是以保险业为例。过去，保险业主要提供风险保障，意外事故发生后，通过理赔金来使其恢复原来的状态。现在保险服务在向风险发生前端移动，比如养老、人寿保险都在向健康管理转化，除了及时赔付之外，还要成为投保者的健康管理顾问，帮助投保者预防疾病、延长寿命、安全健康。
所有利益相关者作为自己的战略一致性来考虑
中新经纬：2019年8月20日，美国商业圆桌会议发表“企业宗旨声明”，放弃长期以来坚持的“股东利益至上”原则，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在你看来，放弃“股东利益至上”这一原则背后逻辑是什么？
王梓木：这涉及到企业的根本问题，也就是经营哲学问题。哲学问题通常拷问人：你是谁，你从何处来，向何处去？放到企业身上就要问，企业究竟是什么？从哪里来？未来向何处去？
按照亚当斯密的观点，企业的价值是由市场经济而存在，企业作为生产和交换的主体都关心自己的利益，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调节，最终形成了公共利益。但是每个人的出发点还是自我利益，称之为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
后来，经典资本主义的代言人弗里德曼在此基础上提出，资本其实只有一个社会价值，就是为股东获利，其他都是派生利益，所以，追求社会价值就是追求股东利益价值最大化。这成为了资本主义的一个信条，也是说企业是为股东而存在。
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人们认识到，企业不仅仅要考虑股东利益，还要为客户、为员工、为社会着想，因为离开了后三者企业就不复存在。值得注意的是，人们也越来越关注货币资本以外的其他资本的价值，例如“互惠经济学”提出的员工资本的价值和社会资本的价值。
中新经纬：那“股东利益至上”的理念过时了吗？
王梓木：某种意义上说是过时了。但现在依然要尊重股东利益。企业逐利可以带动企业的创新和发展。我经常说，不赚钱的企业不是好企业，但是只会赚钱的企业不会成为优秀企业。公司为股东赚钱是天经地义的，因为要尊重投资人和他所提供的货币资本。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不能蔑视轻视甚至敌视股东利益，那是不对的。
但是另一方面，要按照原来的那套理论走，不考虑股东之外的利益，可能也走不通。如果光想着企业利润，不做环保方面的投入，不考虑安全保障的措施，甚至对社区、对环境直接带来负面影响，企业不但不产生贡献，还会给社会带来损害和破坏。
中新经纬：这种理念变化的背后是有一种什么动力让企业家主动思考这个问题？
王梓木：科技进步引发的时代变迁，社会经济结构和人们的生活方式都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由此带来企业家意识的变化。我认为企业家主动追求企业社会价值的最大化，将所有利益相关者作为自己的战略一致性来考虑，这本身就是一个新商业运营时代的产物，也是它的一个重要的特征。
华泰保险初创时，我曾经提到，企业的价值是由股东利益、员工利益和客户利益三边组成的等边三角形，只有三个边同等延长，中间面积才能最大化，公司价值才能实现最大化。
这种认识首先要出自于企业家。如果企业家只盯住股东利益，而对员工、客户、合作者的利益没有给予充分重视和足够关照，那么企业很难做大，甚至可能会失败。这种发展趋势现在越来越明显了。
中新经纬：刚才提到的利益相关者，具体包括哪些主体？该如何排序呢？
王梓木：现在重新排序的话，我觉得第一个利益相关者应该是客户，第二是员工，第三是股东，第四是合作伙伴，第五就是方方面面的社会利益。做好他们之间的平衡很不容易。
企业经常标榜以客户为中心，但真正做到这一点不那么容易，得真正考虑客户的需求，例如苹果公司很早就在研究未来市场的需求，根据用户的变化而改变，而不是根据自己的改变而去要求用户。实际上，对企业来说，真正做到这一点很艰难。企业一定要有这样的理念，就是以客户不断变化的需求为中心，提供服务和产品。让客户能够享受到多种服务，感觉到来自企业的关爱，产生信任，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客户关系才是持久的关系。
对于员工来说，要明白员工不是给企业家干活完成任务，员工是企业家的合作伙伴，要和员工建立一种平等与合作的关系。很多产品都是员工创造的，并不是老板做的，一个好的企业要把员工的积极性、创造力调动起来。
现在“霸道总裁”很多，但这其实是对员工的不尊重。华泰保险倡导合作文化，认为企业中人与人最本质的关系不是领导关系，不是雇佣关系，而是一种合作关系。它源于人性的平等与尊重，建立起企业内部的相互信任，降低内部沟通成本，增强企业的外部竞争力。
对于股东权益的问题，企业一定要给股东持续长期地创造利益，但是不能每件事情都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长远来看这种做法有负面影响。
总之，企业能不能做大，要看企业领导者能不能够把各方面的利益都处理好。只有兼顾所有利益相关者，企业才有可能真正做起来，这种情况下创造的企业价值比单一追求股东利润可能会更好。
中新经纬：那小企业该如何考虑社会责任？
王梓木：作为初创企业，首先得考虑到如何活下去，如何实现盈利，再做大规模。我认为企业赚钱是初心，推动社会进步是使命，让小企业去承担社会责任，可能有点强人所难，甚至为时过早。但是，是不是企业只有规模足够大、有足够历史年份的企业才要考虑社会责任问题呢？我觉得不是的。作为一个小企业、初创企业，依然要追求美好企业的一系列原则，依然要考虑到各个方面的利益相关者，只有这样企业才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按照新商业文明的规则去做，还沉浸在原有的游戏规则里面，企业是长不大的。因为环境和社会结构已经变了，拥抱新理念的企业让使命融入初心。
比如互联网企业，必须要从成立之初就考虑用户的价值，即社会价值；之后再去考虑客户的价值，即商业价值。如果企业不把社会价值当回事，企业的商业价值也难以实现。用户价值就是社会价值，客户价值就是商业价值。绿水青山就是社会价值，金山银山就是商业价值。
时代变了，环境变了，现在的初创企业要将使命融入初心，以追求美好为己任，而不是把个人发家致富当做信条。公司在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经济效益也会随之而来。
应对内卷大公司要有良好姿态
中新经纬：最近一段时间企业“内卷”现象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保险业是否存在这种现象呢？
王梓木：保险业是存在内卷现象的。比如汽车保险，过去的汽车保险大多是通过代理人办理，但代理手续费比重非常之高。而各家的服务相差不多。可以说保险业单纯在手续费上的竞争就是一种内卷式的竞争，如果这款产品继续恶性竞争下去的话，各家保险公司就会亏本。保险业“车改”以来，有些公司的综合成本率已经超过了100%，还在不停地卖同类产品。产品模式都一样，最后竞争就归结到手续费的竞争，这就是一种内卷。
如果不能通过差异竞争的道路走上良性的循环，不能创造新的客户价值，那么这些公司最后就面临着退出市场的命运。
中新经纬：那企业该如何应对“内卷”现象呢？
王梓木：如何应对内卷？作为大公司，要有一个良好的姿态，不要把价格压得过低；作为中小公司，要形成自己的特色，在细分市场上寻找自己生存的空间，找到目标客户，提供优质服务。
按照新商业文明时代的企业和客户的关系，未来企业竞争将不会集中在产品使用价值上，甚至也不在产品价格上。人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是一种服务的感受。
实际上，产品的使用价值和价格并非不重要了，而是感受会更重要了，要让客户感受到被尊重、被关照。
以保险公司为例，我认为保险公司应该按照自身的目标市场，根据客户的需求开发多元产品，形成自己的特色及品牌，给客户提供的服务让客户感觉到贴心，投保的人才愿意为服务买单。
领导者权威要建立在制度的基础上
中新经纬：如何看待一些企业中的“老板文化”“霸道总裁”现象？
王梓木：民营企业常见“老板文化”，缺少制度制约。这样的企业负责人很难意识到老板文化的弊端，老板的一个念头或一句话可能导致企业犯一个历史性错误。
我们公司的文化是合作文化和制度文化。在公司内部，我们有一系列的岗位都要培养人才，通过制度来择优，在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制度培养人，制度选拔人，制度也淘汰人。领导者权威也是建立在制度基础上的，重大事项要通过不同的程序组织鉴定，来确认。
中新经纬：那企业中的“老板文化”能不能转变？
王梓木：“老板文化”是企业家的个人偏好。因为企业越做越大，老板越有信心，尤其是企业二代来接班的。实际上，企业领导人如果全社会公开招聘，肯定有比家族二代更合适的选择。但是许多老板又把企业视为家庭财富，想让家庭成员来传承，如果德不配位或能力缺失，企业的生命期延续就成了问题。
我认为企业不仅是家族的，更应该是社会的。要从社会上找到最适合的领导者，才能对企业的经营放心，让企业为社会做出更多的价值贡献。私人收藏传给后代，下一代人说不定把它给卖了，所以明智的选择就把它捐赠给政府、博物馆，替你永久性保存，造福社会。
中新经纬：近几年一些“富豪榜”常刷屏。你认为富豪与企业家有何差别？
王梓木：我对富豪榜从来不在意。据我了解，很多很有实力的企业家并不去参与富豪榜的评比。真正有理想、有远大抱负的企业家是不应该在乎富豪榜的，而是有更高的生命追求。
富豪榜究竟给社会带来什么作用呢？鼓励的是什么？我觉得它不一定是良好的指引。
人们应该多想想自己为社会带来了什么，由于自己的努力使周围的家人、朋友、员工获得了什么，让他们的才能得到了有效的发挥，使人际关系变得特别融洽和谐；而不是去想哪些人有特别多的财富。
理念能够影响更多的企业和企业家
中新经纬：如果给自己挑一个喜欢的标签，你会选什么？
王梓木：“一个有思想的企业家”。除了把华泰保险办好，办成一个有社会价值的、受人尊重的企业，我还希望我的理念能够影响更多的企业和企业家。
现在我更多考虑的是，我给这个社会带来美好了吗？给公司的客户、员工带来福祉了吗？我的内心满意度和这些息息相关，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其他的诸如财富榜、企业规模、上市与否……都不那么重要。
现在不少的企业受累于自己的光环。每个人根据自己的能力做事，不要盲目追求第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企业要找好自己的位置，即便遇到困难，也不要茫然，也不要沮丧，只要努力方向是正确的，内心是善良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中新经纬：从体制内到转型做企业，这种身份的变化有什么体会？
王梓木：我想，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这两种职业各有千秋。企业是企业家的自由王国，自由度和成就感会更高一些。在政府工作，个人是一颗螺丝钉，是诸多齿轮当中的一个，要和别人咬合在一起才能转动，当然，也会对社会产生更大范围的影响。
如果说一个人希望自己的自由度更多一些，就去做企业，充分地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政治家需要更广阔的胸襟和领导才能，能够带领一个国家走向发达，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就是更大的成就感和获得感。(中新经纬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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