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管涛「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以下简称“7·30”会议)指出,要做好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统筹做好今明两年宏观政策衔接,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此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7月12日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上也提出,要做好跨周期调节,应对好可能发生的周期性风险;要统筹今年下半年和明年经济运行,着力保持在合理区间。
应该说,市场对于中央重提“跨周期调节”已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具体应如何解读,却见仁见智。
跨周期调节政策的提出与演进
传统的宏观调控通常是逆周期调节,即经济收缩时财政货币政策刺激,经济扩张时财政货币政策紧缩。2020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当时,大家主要从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的角度,对此予以解读。由此,市场预期随着年底经济增速接近潜在产出,2021年初复苏基本完成,经济支持政策退出,宏观调控将从稳增长转向防风险。
然而,笔者早在2020年8月中旬就表达了不同看法,指出我国跨周期调节的现实挑战是,当经济由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大幅收缩转向快速扩张,甚至未来因疫情反复,经济收缩与扩张周期还可能出现重叠。中央提出跨周期调节,意味着此次宏观调控不能沿用传统的逆周期调节思路。
疫后经济复苏是一个世界性的挑战。2020年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就反复强调,不要把经济反弹混淆为经济复苏,过早撤销经济扶持政策。2020年8月底,美联储引入了平均通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新框架。2021年7月,欧洲央行也引入了对称性通胀目标制。美联储主席鲍威尔2020年底以来多次公开表示,美国经济复苏仍未完成,政策支持过多给经济造成的风险,要小于支持过少带来的风险,即使最终证明实际政策超出需要,也不会白费力气,因为复苏会更快、更强劲。
2020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印证了前述判断。会议强调,2021年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不急转弯。这消除了市场对经济反弹、政策退出的担忧。今年初正式审议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进一步提出,要完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搞好跨周期政策设计,提高逆周期调节能力。这区分了跨周期与逆周期调节,创新了宏观调控的理论与实践。
跨周期调节进入下半场
今年以来,我国继续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有效实施宏观政策,经济稳步恢复、稳中向好。到第二季度,已连续五个季度实现同比正增长。上半年,经济累计同比增长12.7%,全年有望增长8%以上,且经济发展动力进一步增强,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可以说,跨周期调节上半场——辩证看待经济数据,确保“十四五”开好局,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的目标已基本达成。但与此同时,中央一再强调我国疫后经济恢复不均衡、基础不稳固,“7·30”会议更是删除了“稳增长压力较小的窗口期”的提法,这意味着经济复苏尚未完成,跨周期调节进入下半场。
我国经济下行趋势并非完全由疫情造成。2019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指出,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7·30”会议指出,当前全球疫情仍在持续演变,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这进一步指明了我国经济面临的内外部挑战。
从内部看,“内防反弹、外防输入”的疫情防控常态化,制约着国内消费和服务业恢复,部分服务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面临较多困难。第二季度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明显回落,凸显内外需增长动力切换的紧迫性。出口强劲带动了相关生产和就业,但招工难与就业难并存,结构性失业问题突出,总量就业压力较大。
从外部看,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疫情防控、疫苗接种与病毒变异在赛跑。同时,抗疫政治化,阻碍了国际防疫合作,加剧了全球经济复苏分化。大国博弈更趋激烈,有可能加速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加大中国面临的经济、金融和科技脱钩的风险。
大概率,今年我国经济增速前高后低,全年有望轻松实现年初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不低于6%的目标,但两年复合平均增速仍将低于6%,下半年更是将检验国内经济是否已走出疫情前的下行通道。此外,对明年经济增长目标也要提前考虑。目前,国际组织和市场机构对明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值都不超过6%。不排除到年底,市场可能重现中国经济增速保“六”之争,正如2019年底那样。
把握跨周期调节的政策内涵
中央早就做出了“当前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的重要判断。跨周期调节的下半场将是统筹今年下半年和明年的经济运行,做好今明两年的宏观政策衔接,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为此,要从以下五个方面把握跨周期调节的政策内涵:
第一,不能把跨周期混淆为逆周期,以为政府看到了市场没看到的风险,要实施新刺激政策。事实上,中央依然定性经济持续稳定恢复,稳中向好、稳中加固,重申坚持“房住不炒”,不搞“大水漫灌”。
第二,跨周期调节的重点在于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总基调不会变,宏观政策短期不会滑坡,市场紧缩预期可休矣。
第三,更加强调增强宏观政策的前瞻性和精准性。其中,合理把握预算内投资和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进度,加快推进“十四五”规划重大工程、基本民生项目等重点建设,推动今年底、明年初形成实物工作量,应是财政政策后置的重要发力点。
第四,更加强调增强宏观政策的自主性。当下,我国是货币政策处于正常状态的少数主要经济体之一,但正常的货币政策不是留着看而是攒着用的。我国货币政策将坚持以我为主,根据国内增长、就业和物价稳定情况,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贷款合理增长,促进实际贷款利率稳中有降。
第五,围绕就业优先采取一揽子政策措施。就业是民生之本。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继续聚焦支持实体经济和促进就业。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稳健的货币政策要助力中小企业和困难行业持续恢复。继续发挥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促进社会化就业主力军作用,强化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畅通农民工外出就业渠道,改进对灵活就业人员的劳动者权益保障,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深化“放管服”改革,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让中小微企业在公平竞争中有更多选择和成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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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云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