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政治局会议提及的“跨周期”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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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本文聚焦两次年中政治局会议提及的“跨周期”这一关键词。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讨论借鉴了陈昌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和杨光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主任科员）在“我国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的逻辑与近期重点”一文中的部分观点。

一、连续两年的年中政治局会议均提及“跨周期”表述

2020年7月30日的政治局会议提出“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详情参见全面剖析7月30日年中政治局会议），这是官方首次提出“跨周期”这一表述。

随后2021年7月30日的政治会议亦提出“要做好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统筹做好今明两年宏观政策衔接，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详情参见全面剖析730政治局会议十大政策信号），时隔一年后，再次提及“跨周期”。

连续两年的年中政治局会议均提及“跨周期”应有特别考虑，毕竟去年7月以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其它政治局会议均没有再提及“跨周期”这一表述。

二、何为跨周期？以及跨周期与逆周期有何区别？（一）“跨周期”调节的基本内涵

“跨周期”调节是相较于“逆周期”调节而言，可以将其视为是对“逆周期”调节内涵的丰富与升级，其实质是既强调熨平短期经济波动、又兼顾中长期的高质量发展。整体上看，“跨周期”调节的内涵实际上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解释，即“平滑短期波动”、“引导中长期方向”以及“力度上适可而止”。

1、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是指解决中长期发展问题的宏观调控框架或体系，即在避免经济运行短期内出现较大波动的同时，更注重从中长期维度来评估总体形势，即在抑制短期经济波动和推动中长期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找到平衡。

2、“跨周期”调节本身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动态的。事实上，两次年中政治局会议在提及跨周期时有着不同的出发点。具体看，

（1）去年的年中政治局会议旨在通过跨周期设计和调节来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的长期均衡，更强调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的协调与转换，较为突出防风险；

（2）今年的年中政治局会议则更强调统筹做好今明两年宏观政策衔接、以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即更强调衔接，较为突出稳增长。

3、“跨周期”调节本身致力于构建破解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问题的新型宏观调控方式，更强调综合施策、多措并举、统筹协调和提前预判，在传统需求管理型政策之外，还会统筹区域政策、产业政策等其它领域的相关政策。

4、“跨周期”调节的关键在于处于好短期波动与中长期发展、结构性力量与周期性力量、逆周期与顺周期、国内与国外等之间的关系。回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领域的跨周期政策时，“跨周期”调节的内涵主要体现在：

（1）实施货币政策时，既要考虑流动性的适度、资金成本的适当、M2与社融与经济增长的匹配，也要考虑降低融资难度与成本、提高融资的便利性、保持物价稳定、防范金融风险、畅通传导机制等中长期目标。

（2）实施财政政策时，既要考虑乘数效应、挤出效应，也要考虑财政负担、债务风险、支出效率、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增减税基税源等中长期目标。

（二）“跨周期”调节与“逆周期”调节之间的五点差异

“跨周期”是对“逆周期”内涵的丰富与升华。二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

1、“逆周期”调节是1929年大危机以来各经济体普遍采用的宏观政策，其理论背景是凯恩斯的需求侧管理，即更加强调“需求侧”调整；而“跨周期”则是由我国特别提及，兼顾供给侧与需求侧，属于我国在宏观调控领域的政策创新。

2、“逆周期”调节致力于减轻短期经济波动、熨平经济周期过渡阶段的短期冲击，即更加强调“短期”与“时效”；而“跨周期”调节则更加强调“中长期”与“质量”，从而实现经济在中长期内的可持续增长。

3、“逆周期”调节更加强调“相机抉择”或“灵活调整”，侧重于在经济出现波动时的精准施策；而“跨周期”调节则更强调“提前预判”或“未雨绸缪”，从跨周期（中长期）的视角评价政策的力度与负面影响，在稳增长的同时也会兼顾防风险（如特别关注赤字水平、债务率以及宏观杠杆率等）。

4、“逆周期”调节的政策工具相对单一，主要包括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等传统需求管理政策；而“跨周期”调节则在传统需求管理政策之外，还会强调其与中长期战略规划、就业、区域和产业等政策间的统筹协调，即所谓的“多措并举”和“综合施策”。

5、“跨周期”调节更加强调中长期内的预期管理，即关注政策调控的力度和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注重适可而止（即不会一竿子捅到底和不会一次性把政策底牌全部亮出）、政策不会过于宽松亦不会过于紧缩，强调理顺政策的预期引导机制、降低不确定性，避免市场主体在单一方向形成过度预期。

（三）为何突出强调“跨周期”调节？

强调“跨周期”调节的原因有三个，一是为了弥补传统“逆周期”调节的不足，二是为经济中长期高质量发展提供适宜的政策环境，三是更有效应对国内外经济和政策周期的差异。

1、和传统经济金融危机不同，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同时体现在需求、供给以及预期等多个层面，因此单纯以“需求管理”为主的“逆周期”调节弊端较多。

2、疫情以及经济修复进程的反复导致大周期中嵌套着多个小周期，使得经济运行的反复性与复杂性远超预期，不仅加大了宏观政策调控的难度，也使得传统“逆周期”调节在时效、覆盖面以及力度上很难契合经济基本面的进程，同时“逆周期”调节政策的正常化进程也会时常面临干扰。

3、由于疫情与经济修复进程的差异，使得国内外经济周期与政策周期也呈现出明显的不同步，使得我国的宏观政策既需要考虑如何跨越自身周期，还需要考虑如何应对其它经济体的经济和政策周期，这种差异体现在我国经济最先衰退、也最先修复、最先回到疫情前水平、也最先感受到经济下行压力，与之相对应我国政策层面最先减弱力度以及最先回归正常化。具体看，

（1）疫情自2019年12月开始在我国爆发，2020年1月开始采取管控措施，2020年4月开始出现缓解；海外经济体的疫情则自2020年3月开始爆发。

（2）与上面相对应，我国经济运行低谷出现在2020年一季度，欧美经济体的经济运行低谷则出现在2020年二季度。

（3）我国经济自2020年二季度开始趋于修复，整体上修复时间领先其它经济体2-3个季度左右，同时修复进程也比较快；而就海外经济体而言，美国经济恢复最早最快（自2020年四季度开始），欧洲次之，日本紧随其后，其它抗疫能力较弱的经济体更慢。

（4）由于恢复较快较早，使得我国经济也较经济体最先回到疫情前水平，并最先从疫情前水平重新趋于下行。

例如，今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开始趋于上升，而此时欧美经济体恢复态势则有加快迹象，呈现出典型的不同步现象。

（5）与疫情进程、经济修复步伐相对应，各经济体的宏观政策节奏也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我国自2020年5月政策力度开始减弱（如更加强调“防风险与稳杠杆以及紧信用”）、自2020年12月政策开始回归正常化，而美联储自2021年7月才开始释放Taper信号（美联储已在为Taper做准备和美联储明确年内开启Taper，有何影响？），欧盟和日本的政策正常化进程还没有迹象。

三、未来一段时期，“跨周期”调节政策可能会如何实施？

总体看，“跨周期”调节政策的实施主要取决于国内经济基本面及内外环境的差异。因此未来一段时期，“跨周期”调节政策的实施方向大致如下：

（一）将“保持四季度以及明年经济的平稳运行”作为重中之重。这是近期政策层面多次强调的政策目标。考虑到今年经济增速是前高后低，意味着明年大概率会是前低后高，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今年下半年和明年上半年实际上数据较低应是可预期的，即明年上半年面临的压力会更大，数据上不会好看。实际上今年8月的经济数据已经呈现出这样的特点（详情参见8月经济数据透露的几个信号）。

基于此，为避免市场形成“下行惯性”和经济基本面恶化的预期，政策层面肯定会有所行动、货币政策层面应会比较友好，将稳增长作为四季度及明年上半年的主要基调，如强调把明年的信贷额度、预算内投资和地方债券额度前置到今年四季度投放、使用和发行（详情参见央行重磅发声），以今年底和明年初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避免明年经济在下半年的基础上继续下行。

（二）关注并平衡好经济运行中的周期性力量与结构性力量，在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中，既要维护好新动能的成长，也要对冲好旧动能的衰减，这里的旧动能主要体现在能耗“双控”对产能释放的抑制、金融严监管对货币乘数效应的抑制、地产调控和防范化解风险对投资增长的抑制等方面。

考虑到新动能的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理解为保持后面三个季度经济的平稳运行，今年四季度和明年上半年在旧动能的政策层面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放松（如地产政策层面）、起码力度上不会更强甚至还会有所减弱，不过参照“跨周期”调节的内涵，预计这个放松持续时间应不会太长、力度也会适可而止，明年二季度后经济下行压力减轻后会重新趋紧。

（三）处理好稳增长和防风险之间的关系，防止在处置局部风险过程中引发次生风险或系统性风险，特别是在地方隐性债务风险方面，即统筹做好财税体制改革、地方政府债务化解、货币金融体制改革、国企改革以及人口政策调整与养老保险改革等多重工作，为应对新的不确定性留足政策空间。

（四）针对大宗商品价格持续高位运行、PPI与CPI剪刀差持续拉大这一现象，未来政策层面需要更加重视物价管理，特别是要处理好环保限产、能耗“双控”与大宗商品保供之间的关系。

（五）强化不同政策之间的协调，避免政策打架或效应相互抵消。特别是在碳达峰行动方面，要尽快出台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纠正运动式“减碳”，避免传统产能过快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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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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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显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