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大变局下的经济安全与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博鳌亚洲论坛全球经济发展与安全论坛首届大会于10月18日-20日在湖南长沙举行,旨在探讨应对全球经济风险和结构性问题,就城乡共同发展等议题进行了共商共议。
针对“十四五”期间县域经济发展方向等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近日专访了独立经济学家、原中国城市与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
北京商报:“十四五”时期,城镇经济对于中国发展的意义是怎样的?相比以往有何变化?
李铁:农村经济占整个国民经济GDP的7.4%,剩下的都是非农经济,这些非农经济比重基本都在城镇。城市化进程中,农村还要大量向城市转移,未来中国经济的重要增长载体还在城市,不在农村。
农村当然要解决农业人口问题、农产品(000061,股吧)供给问题,但在增长过程中,还是将由城市发挥重要作用。我们国家整个治理结构要适应城市化的变化,重心向城市转移,现在偏重于城乡一体化,以空间治理为主、安全稳定为主。
实际上,在未来,特大城市、大城市聚集了大量人口,会衍生出各种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就业问题、治安问题等风险问题,所以我们整个工作重点会发生变化。需要考虑如何通过城市发展带动农村发展。具体问题包括:怎么通过城镇化进程把农村人口释放出来参与到城市发展,城市怎么创造出更多的低成本就业空间,怎么容纳更多的就业人口,城市发展怎样提供更多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怎么根据市场规律解决城市间资源配置等等。
北京商报:前段时间曹县走红,也引发了大家对于县域经济的关注。您是如何看待曹县模式的?它对于其他区域发展提供了哪些经验?
李铁:这种模式其实在八九十年代特别多,各种地方形成不同产业链,影响全国甚至全世界,比如温州模式、苏南模式。我认为,曹县构不成一种模式,只是中国整个县域经济发展中一个比较有特色的案例,但这个案例其实很普遍,只是利用好了媒体的传播。
当年长三角、珠三角都是这么发展起来的,全国乡镇企业的发展路径也都是这种思路,由不同地区承担不同产业特点和产业发展的功能。曹县的优势在于,特殊的产业惯性、特殊的机遇、特殊的带头人、特殊的包容性的政策,一起带动了曹县的发展。
北京商报:目前城镇经济、县域经济总体还是处于一个比较粗放的发展模式,您认为未来这一情况会否有变化?区域需要如何行动来应对这种变化,塑造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李铁:所谓的低成本发展模式,其实就是把重点放在就业。低成本的过程是必须要经历的。比如一些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的农民外出打工,一部分跨乡镇就业,他们从事的职业、产业肯定是成本相对低的;第二类,东部沿海地区或大城市,基础设施、土地成本都特别高,迫使一大批产业向县城和小城镇转移,这种发展趋势可能持续十年、二十年。10亿中低收入人群,就业问题还是要通过低成本就业来解决,不仅在小城市,在大城市,外卖、保安、服务人员等,都属于低成本就业方式。对工业来讲,也要在很长一段时间通过低成本就业发展,经历粗放过程。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遇到的挑战就是怎样降低农业消耗,降低碳排放,减少环境污染。过去我们以发展为主,确实经历了低成本发展的粗放模式,对环境和生态带来了破坏,这也是经济发展带来的代价。未来怎样维持低成本的发展模式,同时保护环境保护生态,两者怎样有机结合,是需要各地政府来解决的。
目前,与大城市的生活需求相适应的低成本产业,比如家庭装修、家具配件、开锁修锁,这些非流水线生产、非作坊式作业的产业在大城市还是有需求的。但这些从业人员基本都住在大城市中心四小时之外的地方,造成城市生活价格上涨。比如家装和维护成本的价格涨了30%。因为原来这些从业人员还在城里,但现在距离造成时间、交通运输等成本都上来了,消费成本就上来了。
这类产业存在着必然性,是不可替代的,城市再发达也要解决这些问题。城市还有大量的中低收入人口,怎么解决中低收入人群的消费需求,这些需求谁来提供,我认为也是一定要由低成本产业来承担。
北京商报:您认为在“双碳”背景下,城乡发展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
李铁:我认为碳中和问题的核心在于,第一是怎么降低碳的消耗,第二是怎么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真正影响碳排放的是粗放型发展模式,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都有,资源大量浪费、生产各种低效的产品,一定会导致碳排放的增加。减碳的政策不能“一刀切”,需要把城乡两部分调动起来,让市场更好发展沟通,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政府不计人力、不计成本的大量政绩工程。
此外,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我们看到“绿色”就是降低了碳排放。很多城市搞生态攻坚战,大量投入建一个几十平方公里的郊野公园。但是,公园建设要投入树种,要道路维修,每年要有人力物力的大量成本投入,但很少有人能享受得到。所以这其实是增加碳排放的行为,所有的成本都需要从别的地方补偿回来,这种成本的付出和低效率资源的利用而带来的“视觉绿色”,并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绿色。真正的绿色是资源的高效利用。这一点更多需要通过市场作用,才能得以有效发挥。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王晨婷
(张泓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