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有完全一样的问题，那就是没有想清楚要对华达成怎样的目标，它应该向美国人民公开、坦诚地表明它的目标。但同时，我也能理解拜登政府为什么害怕讨论中国，因为如果试图对中国保持理性，就会被指责对华软弱，...
中美关系无疑是21世纪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过去几年，中美关系遭遇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陷入几十年以来的最低点，不禁令人感到困惑，中美两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中美能否避免一场重大地缘政治竞争？双方竞争的本质与核心问题是什么？中美关系走向将如何影响世界整体力量格局？今年9月，新加坡学者型外交官马凯硕的新书《中国的选择：中美博弈与战略抉择》由中信出版(300788,股吧)集团出版发行。在书中，马凯硕以西方外交家的视角全面评述中美双方战略优势与劣势，尝试解答中美关系的“世纪之问”。
马凯硕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杰出研究员，他曾于1971年到2004年期间担任新加坡常驻联合国代表，还曾担任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创始院长达15年。马凯硕以第三方视角长期关注中美竞争态势的发展，并结合自己的观察对中美关系的定位和未来的发展方向给出了建设性建议。
近日，马凯硕通过视频连线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他指出，美国最大的战略失误就是在没有一个全面对华战略的情况下就掀起了一场同中国的较量，这导致了它在国内问题重重的情况下，在国际上粗暴插手他国事务，将冷战思维运用于中美关系中。
“在这一点上，拜登政府有完全一样的问题，那就是没有想清楚要对华达成怎样的目标，它应该向美国人民公开、坦诚地表明它的目标。但同时，我也能理解拜登政府为什么害怕讨论中国，因为如果试图对中国保持理性，就会被指责对华软弱，这就是问题的所在。”马凯硕说。
“如果美国政府决定，它的首要的目标是改善美国人民的福祉，这也本该如此，那么美国可以通过与中国合作而不是与中国作对来更好地改善人民的福祉。因此，与中国的地缘政治较量虽然看起来不可避免，但也是可以避免的。”马凯硕说。
拜登对华政策受缚于国内政治
《21世纪》：让我们从书中的关键结论开始。你提出，中美之间的重大地缘政治较量既不可避免，但也可以避免。你可以展开谈谈整个观点吗？
马凯硕：我们今天在世界上目睹的是一场重大的全球悲剧。一方面，你可以清楚地看到，中美之间重大的地缘政治较量正蓄势待发，因为根据一个长达2000年的地缘政治规律，每当世界上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今天的中国——的力量即将超过世界头号强国，总是会遭到世界头号强国的打压。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地缘政治较量是不可避免的。但另一方面，如果美国政府决定，它的首要的目标是改善美国人民的福祉，这也本该如此，那么美国可以通过与中国合作而不是与中国作对来更好地改善人民的福祉。因此，与中国的地缘政治较量虽然看起来不可避免，但也是可以避免的。
《21世纪》：为了帮助中国读者更好地了解美国的政治决策，你可以谈谈美国国内的政治压力是如何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出台吗？
马凯硕：毫无疑问，美国的政治团体已经形成了非常强烈的共识，即美国应该对抗中国。我认为，乔·拜登总统如果要客观地决定中美关系的话，可能会更愿意与中国合作。但事实上，尽管他在2019年总统竞选中称，特朗普对中国的关税和制裁让美国人民受到了伤害，但他就任后也无法解除关税和制裁，因为美国国内已经形成了非常强烈的政治共识，即美国应该对抗中国，对中国采取消极立场。
对我来说，这很令人困惑。因为作为美国的朋友，我认为，既然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世界上最好的智囊团、世界上最著名的战略思想家，那么美国应该能够理性对待中国。但恰恰相反，可悲的是，美国对中国的行为非常不理性，这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美国对华负面情绪中的种族歧视
《21世纪》：你在书中提到，美国对中国的态度至少部分出于白种人对黄种人的恐惧心理（yellow peril）。能否详细说明一下，非理性因素如何在美国外交政策决策中发挥作用？
马凯硕：这就是我这本关于美中关系的书不同于其他书的原因，因为我在《中国的选择：中美博弈与战略抉择》中指出了美国对华政策不仅是由理性因素驱动的，也受到情绪因素的影响。其中一个情绪因素是在西方心理中存在了近800年的对黄种人的恐惧，这是从蒙古人在13世纪几乎征服了欧洲时开始的。这是没有西方知识分子或美国知识分子谈论过的事情，尽管这是一个真实的因素并能够解释为何美国对华做出如此情绪化的反应。
在我的书中，我用具体的证据证明了“黄种人恐惧”是美国心理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在130多年前，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排华法案”。如果没有对黄种人的恐惧，为何会通过这样一部法案？它不仅在美国人心理中占据了相当长的时间，而且在当前中美战略竞争中也起到了影响。我在试图让美国人意识到它是如何影响美国对中国形成的负面情绪，从而提醒他们应该理性而不是非理性地对待中国。
《21世纪》：这种历史上对黄皮肤人种的不信任为何会在美国重新出现？
马凯硕：在生活中，如果你能理解情绪发生的原因，你就会成为超人。情绪不是可以被理性控制的，它有自己的动因和驱动力，有时还有自己的固执。比如，在生活中，当你爱上一个人时，当你热情地坠入爱河时，准备为爱人而死时，你如何解释这种情绪？同样地，在消极方面，当你有对黄种人的恐惧时，它是非常强大和非常情绪化的东西。当我学习精神分析时，我上了一门关于精神分析哲学的课程，解决这些情绪的唯一方法，尤其是在潜意识的尽头，就是公开讨论它，这是最佳处理方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在帮助美国，让美国知道，“你正受到一个没有被你意识到且被你拒绝谈论的因素的影响”。
“美国没有全面的长期的对华战略”
《21世纪》：你在书中说，美国犯了一个重大的战略错误，即在没有制定全面、长期对华战略的情况下就与中国开始了这场较量。这似乎非常令人惊讶。拜登政府是否制定了这样的战略？
马凯硕：毫无疑问的是，美国没有全面的长期的对华战略。我在《中国的选择：中美博弈与战略抉择》中指出，给我提供这种见解的人正是美国在世的最伟大的战略思想家亨利·基辛格，这是2018年3月20日我与他一对一共进午餐时他对我说的。事实也证明，美国从来没有定义过对中国的战略目标。是要阻止中国成为第一？是试图推翻现有统治？还是试图孤立中国？如果其中任何一个真是美国的目标，那么这些目标就是无法实现的，它们是不可能的。美国没有确定目标的事实表明美国缺乏对华战略，因为战略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你应该清楚地定义你的目的是什么。在这一点上，拜登政府有完全一样的问题，那就是没有想清楚要对华达成怎样的目标，它应该向美国人民公开、坦诚地表明它的目标。
但同时，我也能理解拜登政府为什么害怕讨论中国，因为如果试图对中国保持理性，就会被指责对华软弱，这就是问题的所在。作为美国的朋友，我试图告诉美国，为什么不利用西方的强大理性来了解你到底想通过对华关系实现什么？
《21世纪》：拜登政府频繁使用三个“C”单词描述对华关系，即竞争、合作和对抗。但中方称这一三分法是遏制打压中国的“障眼法”。在此背景下，你如何看待中美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上的合作前景？
马凯硕：我认为，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总是非常复杂的，总是既有竞争也有合作。即使在亲密的盟友之间，比如英国和法国，甚至是法国和美国。你也看到法国人最近对美国是多么不满意，当美国破坏了法国与澳大利亚在核潜艇上的协议，这说明甚至是盟友之间也会有竞争。但问题是，你如何保证对抗中的竞争不会严重恶化，最终滑向战争？这就是一项挑战。我认为，拜登政府仍在努力寻找正确的平衡点，因为拜登政府中的很多人都明白，如果想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就必须与中国合作，不然无法找到解决方案。但是，如果你想和一个人合作，你就不能走到那个人面前后扇他耳光，然后说，“让我们合作吧！”你应该要学习一下外交艺术。我很高兴地看到，拜登说，美国将用“不懈外交”(relentless diplomacy)取代“不懈战争”。这是一件好事。但外交意味着你必须停止侮辱你想与之合作的国家，而这正是美国对中国难以做到的事情。
《21世纪》：拜登的印太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表示，美国正在进入一个与中国激烈竞争的时期，且“竞争将成为主导范式”。中国应如何应对与美国不断升级的战略竞争？两国之间的技术竞争是否会最终导致脱钩？
马凯硕：我认为，从理论上讲，美国和中国可能会发生脱钩，但在实践中，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举个例子，如果美国和中国脱钩，那么全球市值最高的苹果公司会发生什么？苹果依靠中国生产其手机的大部分部件。因此，脱钩是一个理论上可行的想法，但在实践中不可行。当然，在某些领域，两国可能会出现脱钩，比如互联网领域。中国互联网空间将完全独立于美国互联网空间。因此，会有一些领域发生脱钩。但我同时认为，两国也会有合作的压力。在《中国的抉择：中美博弈与战略选择》中，我解释说，生活在美国和中国以外的60亿人，大多数都想既和美国做朋友，也想和中国做朋友，他们不想在两国之间选边。所以，我希望这将成为阻止美国和中国的战略竞争脱轨并变得非常危险的力量。
新冠疫情加速全球力量格局向东转移
《21世纪》：让我们把中美竞争放在更大的背景下来看一看。你在书中说，西方不能再主宰世界，许多亚洲文明现在正在蓬勃发展。请具体谈谈你对于全球力量再平衡的观察。
马凯硕：在1820年以前，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始终是中国和印度。只是在过去的200年中，欧洲和美国才腾飞了。因此，过去200年，西方对世界的统治是卓越的和罕见的。但因为是罕见的，它是一种反常现象。西方积累了如此多的力量是非常反常的，所以中国、印度和其他亚洲社会的回归是非常自然的。21世纪将是亚洲的世纪，西方将不再占主导地位，它们将在新世界中挣扎、调整。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的是西方试图抵制亚洲回归的过渡时期。我试图让西方知道的是，亚洲国家实际上想要与西方和平相处，而不是试图统治西方，因此西方不应抵制中国、印度和其他伟大文明的回归。
《21世纪》：新冠疫情是否会减缓全球力量从西方向东方转移的趋势？
马凯硕：不。新冠疫情实际上加速了全球力量向东方转移，因为总体而言亚洲国家对疫情处理得更好。如果你看下每百万人口死亡人数，在亚洲国家，它不到一百，但在西方国家高达几千。显然，疫情在某些方面显示了西方政府的无能，也在某些方面证明了亚洲政府的能力。因此，疫情可能在不经意间加速了全球力量从西方转向东方。
《21世纪》：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在扮演“全球警察”的角色，声称自己是当时所谓的“自由世界”的捍卫者。你觉得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对美国外交政策有怎样的影响？
马凯硕：我在《中国的选择：中美博弈与战略抉择》中也谈到了这个问题。我主要从两个角度来谈。一个角度是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影响；另一个角度是关于美国扮演的“全球警察”角色。很明显，阿富汗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悲剧，因为美国在阿富汗花费了几万亿美元，却一无所获。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后果是因为美国从不花时间了解阿富汗人民的文化、文明和历史，这体现出美国的傲慢。在冷战结束后，美国认为自己无所不能。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的信心是一项重要资产，但也是一项重大负担，它阻止美国人学习和理解其他历史、文化和传统。这是关于阿富汗问题。
至于美国承担的“全球警察”角色，这是美国认为它可以做到的，因为凭借这么多的资源，它认为它既可以照顾自己的人民，也可以成为“全球警察”。但现在，我在书中也指出，美国底层一半人民的平均收入在过去30年间出现下降，在所有主要发达国家里只有美国出现了这种情况。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的研究显示，美国白人工人阶级出现了一片“绝望的海洋”。所以，我认为，美国现在应该停止扮演“全球警察”，转为照顾好自己的人民。如果美国能够变得不像当前这样不开心，那么世界将会变得更美好，所以教训是，美国越少扮演“全球警察”，对美国人民来说会越好。
澳大利亚应学会如何与中美做朋友
《21世纪》：拜登政府正在积极动员盟友对抗中国，尤其是印太地区的美日印澳四国联盟。你认为这个新的抗衡中国的联盟会成功吗？
马凯硕：四国联盟总是说，它不是针对中国的，即使所有人都知道它的确是，这是关于四国联盟的悖论——它声称不针对中国，但谁都知道它是为了反华。归根结底，地缘政治是地理和政治的结合。四国的地理环境非常不同，而到头来，它们都会发现，既然是中国的邻居，就得和中国合作，跟中国共处。我认为，四国联盟只是一种暂时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每个国家都会发现，虽然它们可能对中国有关切，可能对中国有所保留，但还是要找到与中国合作的方式和方法，而不是试图遏制中国，因为就像针对苏联的遏制政策没有奏效一样，对中国的遏制政策也不会奏效。
《21世纪》：你之前提到，大多数国家都不愿意在中美之间选边，但澳大利亚似乎是一个例外。你怎么看澳大利亚的中国政策？
马凯硕：我认为，澳大利亚有一个非常独特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西方势力从亚洲退去之后，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将成为两个被落下的国家。在西方统治世界的200年中，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可以感到非常安全，因为它们受到西方霸权的保护，但那是19世纪和20世纪的事情。21世纪将是亚洲的世纪，西方大国的势力将在亚洲逐渐消退，这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既然地处亚太，就必须学会如何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邻国相处。
作为澳大利亚的朋友，我总是说，澳大利亚必须了解亚洲国家之间的相处方式——亚洲国家对彼此总是很有礼貌，我们从不公开批评对方。澳大利亚的西方行为方式在西方世界也许行之有效，但在亚洲世界却行不通。因此，澳大利亚应该学习如何更好地了解亚洲邻国并与亚洲邻国合作。当然，澳大利亚应该更密切地与东盟合作。东盟国家就非常明智，他们想成为美国的朋友，但也想成为中国的朋友。澳大利亚也应该变得像东盟国家一样，努力与中国和美国友好相处，而不仅仅是美国。
美国退出TPP的决定是给中国的大礼
《21世纪》：你在书中指出，美国决定退出跨太平洋(601099,股吧)伙伴关系协定（TPP）是给中国的一个地缘政治礼物。现在，中国已正式申请加入CPTPP，但美国却未表示要重新加入该协议。你对中国的表态有何看法？这一协议在中美竞争中有多重要？
马凯硕：TPP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有趣的是，在新加坡、新西兰、智利和文莱四个亚太国家发起后，TPP最开始是得到美国支持的，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是对它充满热情的。尽管美国向世界上所有人解释自由贸易协定的优点，但今天的美国却无法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因为美国人对自由贸易协定感到恐惧。相比之下，今天的中国愿意与任何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就其本身而言，美国无法加入TPP以及中国热切希望加入CPTPP的事实表明，世界已经发生了多么重大的变化。在40年前，美国还是自由贸易协定的拥护者，中国还没有加入任何自由贸易协定。然而，到了今天，世界规则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无论中国是否加入CPTPP，中国展现出的意愿已经有力地表明过去40年来世界发生了多少变化。
《21世纪》：你还说，近年来，美国一直在远离全球多边机构，而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中国，却一直在走近这些机构；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也都吸引了许多美国盟友的加入。在你看来，中国在国际新秩序中可以发挥什么作用？
马凯硕：许多全球多边机构，包括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实际上都是由美国和它的西方盟友创建的，加强全球多边组织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但可悲的是，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美国认为自己强大到可以摆脱所有全球多边组织。在《中国的选择：中美博弈与战略抉择》中，我引用了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2003年在一个演讲中的讲话，他当时说，如果美国永远是第一，美国就可以为所欲为。但他说，如果美国有一天成为第二——这将让美国感到万分痛苦，那么加强全球多边组织符合美国的利益。作为美国的朋友，我认为，如果美国不加强全球多边组织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中国非常支持这些国际多边机构是一个很好的迹象。事实上，中国已经开始提出像AIIB这样的新的多边机构，以及像“一带一路”这样的倡议，这些都是非常积极的发展。如果美国从战略高度思考，它应该在加强多边机构而不是削弱多边机构方面与中国竞争，这是美国需要的东西。这是美国需要对政策进行大转弯的领域，或许它可以就如何对待多边机构向中国取取经。
（作者：郑青亭 编辑：李艳霞）
（张泓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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