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需是中国走出疫情衰退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消费对于中国来说是关键。现在中国的储蓄率已经下降了，家庭消费正在上升。我预计它可能进一步上升，但结构性的改革还是必要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世界银行中国局前局长Bert HOFMAN（郝福满）先生在2021年“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上表示。
目前全球已进入疫情之后的经济复苏阶段，但各地都倾向于选择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通货膨胀高起。
在郝福满看来，导致通货膨胀的原因有三。
“第一，贫富国家之间经济复苏的差别非常明显”，郝福满称，“一个是在疫苗的分配上面不是特别的均匀。发达国家70%的人已经接种过疫苗，发展中国家接种不到10%；同时，政策响应也有很大差别。富国通过金融财政以及货币政策的实施支撑经济发展，低收入国家更加束手束脚，过去十年已经很多的债了，另外因为疫情发生之后他们有更多的债没有办法进行大量的发债跟经济刺激，央行他们也没有办法大量发债因为他们还有自己的信用问题，没有办法去发这么多债。”
“第二，很多产品的全球供应链出现了额外需求，供应链面临着一些瓶颈，延续到了这个供应链的方方面面，不仅是在尾端，而且包括了大宗商品以及大宗商品的价格等等，还有很多的世界各地的制造商，因为这个需求以及复苏的强势也被打的措手不及”，郝福满表示，“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复苏方面做的非常成功，从而带来了一些意料之外的强烈的需求方面的复苏。而且这种复苏全球各地因为我们的政策采用而遍及世界各地，另外我们的提供服务不足的，而且他们遭到了新冠疫情很大影响。”
“最后是劳动市场。很多人选择不去工作了，他选择不去工作，反而是因为本来有这个失业的保障非常的丰厚，有一些人他们觉得失业可能比就业赚的还多。我们确实看到有些人他们想找工作，如果正常化他们还是愿意继续工作的，但有一些人也会许结构性地变化，有些他可能不会回去，有些可能要去转移，这可能会劳动市场带来新的压力。”郝福满称。
谈及通货膨胀的影响，郝福满表示，美国正在收紧政策，这一举动势必对于其他国家造成冲击和影响，但对于中国来说，最核心的仍是发展内需。
“对于中国来说我们当然肯定要更多的考虑中国这种国内的需求，中国的内需本来就很强，而且也成为中国走出疫情衰退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但特别是对于消费对于中国来说是关键，现在中国的储蓄率已经下降了，中国的家庭消费正在上升，我预计这个可能进一步上升，但结构性的改革还是必要的。”郝福满称，“政府可以从财政角度来说也会扩大公共政策的投资，比如绿色通道，稍后讲到的绿色转型。绿色转型也是一个很重要很值得我们进行更多投资的地方，既然私营部门投资无力，供应部门这边可以多发一点力，我们也可以更好的教育，更大的医疗，更好的一些养老，这些方面都是需要我们做出更多的一些公共投资，这种公共投资也能够有利的提高中国明年的一些消费的前景。”
以下为部分发言实录：
郝福满：非常荣幸参加三亚财经国际论坛，我是最后一位发言人，前面几位讲的比较全面了，我从国际发展角度来谈，最后阶段讲一下国际发展对于中国的影响。
货币政策在全球范围内确实出现了很多变化，尤其是我们讲到了美联储在货币政策的变化，这样明年希望美国可能会有三次加息，他们刚刚开完会，他们达成一致，现在大规模的资产收购的，会慢慢的减缓但是不会像美联储那样直接停掉，中国采取的货币政策，既审慎又灵活。我想这种政策还是积极相应具体的需求，如果有需要的话他们就会调整这个肯定取决于国际经济发展的展望。
目前我们所讨论的就是现在这个通胀高起到底是临时的现象还是长久的现象，他其实对于我们影响非常大，因为如果是临时的现象，货币政策就不应该收紧，而是说更好的支持经济复苏，更好的支持我们的需求增长，我们可以通过货币政策进一步促进这两个方面的增长。但是反之如果说通胀是一个更加长期的现象的话，比如说它成为我们接下来我们的企业，还有在工资的增长方面成为一个不可或缺，不可排除的因素的话，对于货币政策的管理者来讲这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了，现在我们可能讨论这一点在这里我主要想讲一下经济的复苏，讲到了发展的瓶颈还有劳动力市场其中每一个环节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看到重要的一点，确实我们必须知道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我们全球经济在经历下滑之后开始复苏，这个复苏非常不错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相对来说比较低的，2021年他说的是5.7%，但是实际上也是1973年以来的最高的经济增长，也是八十年来我们经济衰退之后复苏最强的一个势头。
这实际上当时最强的就是二战之后，我们二战之后经济复苏确实很快，但是时间的肯定维持比较短，今年我们看到了，我们经济已经恢复的幅度非常大。原来是负3.5%最近比预期好很多了，现在是正的5.7%。相比之下看看当时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的经济扭转是从原来的负1.3%到正4.5%，大概幅度5.8%，现在我们的经济扭转幅度已经超过了9%达到了9.2%了，确实我们的增长分配不是特别的平衡跟均匀。在这个方面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有非常严重的不均，另外，不同的行业也是一样，这种制造业、生产业，它的复苏非常出色，但是服务行业不太行，尤其是旅游以及需要面对面交流的这种服务业，他们的复苏幅度远远比不上生产制造业。
所以，贫富国家之间的差别非常明显，这里主要有两点，第一个就是在疫苗的分配上面不是特别的均匀。其实说实话非常失望的看到这种富国跟穷国之间的这么不均，发达国家70%的人已经接种过疫苗，发展中国家接种不到10%，政策响应也有很大差别，富国通过金融财政以及货币政策的实施支撑经济发展。低收入国家更加束手束脚，过去十年已经很多的债了，另外因为疫情发生之后他们有更多的债没有办法进行大量的发债跟经济刺激，央行他们也没有办法大量发债因为他们还有自己的信用问题，没有办法去发这么多债。
所以，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全球各地的财政政策都是扩张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过去两年我们财政刺激政策已经占了全球GDP的50%，欧盟原来比较保守，但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发布了不同类型的债券都是用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发展中国家的央行他们也采用类似的做法，比如说还有我们看到的美国，美国它的美联储购买的这个资本占比在GDP里面的占比从2019年的19%已经增加到了2019年年初的39%，欧洲央行的占比增加了62%，日本也是一样，日本一直以来过去20年都属于表外的，一直以来发达国家轨迹不一样，央行购买资产占GDP比例也从原来的100%增加到了133%，市场上正式因为央行购买资产有更多的流动性，这是宏观经济的刺激措施，有些人说它太强了，正是因为这样的举措导致了全球各地的通胀非常高起。
刚才也讲过了，美国的CPI已经超过了6%的同比，在欧盟是5%，德国更高一点，而这些国家设定的中期目标都是2%，日本数十年来都是滞胀，现在发现通胀速度已经是正的，美联储开始采取响应措施，不出意料第一个出现这个做法，明年中期选举通胀成为政治化的工具了，共和党把它政治化了，因为原来特朗普担任总统的时候讲到了通货膨胀的政策，现在这个也是当时特朗普实施比较好的。欧盟也开始收紧比较积极的资产收购计划，当然它对于全球的需求通胀货币流动产生一些影响，接下来我也会具体的介绍。
再来讲一讲，第二个导致通胀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就是全球供应链面对的情况，这里我想强调一下，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复苏方面做的非常成功，从而带来了一些意料之外的强烈的需求方面的复苏。而且这种复苏全球各地因为我们的政策采用而遍及世界各地，另外我们的提供服务不足的，而且他们遭到了新冠疫情很大影响。
所以我们原来讲的额外需求出现了一个转移，他们这种服务的需求转化到了生产制造的需求，所以现在对于生产方面的有更多的需求，这样供应链面临着一些瓶颈，延续到了这个供应链的方方面面，不仅是在尾端，而且包括了大宗商品以及大宗商品的价格等等，还有很多的世界各地的制造商，因为这个需求以及复苏的强势也被打的措手不及。
具体讲一个特别的案例，我们在一个特定的领域，比如说PPE我们的个人防护装置还有电子芯片，影响特别大。还有一个购买私家汽车，因为大家不想坐公共交通，车电子产品这个实际说导致了世界各地芯片短缺，不是说我们现在芯片不行而是说我们的芯片需求原来更高，原来的生产能力不够了。
在这种不平衡的情况之下，它导致了交通成本确实快速增长，这是来自于不同的具体的一些地区包括中国跟美国，以及中国跟欧盟之间发展速度不同导致的。中国确实更快的走出疫情，所以，能够向全世界供应。但同时又有很多的空的柜子扔在美国，在欧洲也有很多的集装箱柜子，这物流压力非常大了，很难应对这种状况。
同时不光价格上涨了，运输的运费也大幅上升，另外一个因素，国内运力受到了限制，中国也是有一点这个问题，因为各种防疫措施，经常需要关闭一些边界运输公司不能全力送货，这种压力带来了国内内运成本的上升。同时有些压力毫无疑问也会慢慢缓解的，我们已经因为这个疫苗能够得到更好的控制，同时这种为了防疫的措施，现在比以前要精准得多。所以，对于我们这个运输干扰和破坏也要小得多。
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预计这种影响将会降低，也许不一定完全扭转但会降低，已经有一些迹象了，我们可以看到了供应链的迹象能够明确的表明，包括波罗的海的运费指数不是最重要的，但是也是重要的指数，所以他基本上等于说2400，之前5600的一半当然没有达到疫情前的水平，确实说明未来几个月运输成本逐步的减轻，这个跟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情况不一样，那个时候指数也是涨的很高，但是很快回落了。
其他的一些物流行业，他们也是有一些这种压力，包括因为防疫的措施，包括在亚洲这些措施比较严，也会受到一些影响，无论如何我们也预计这些压力慢慢减轻。
最后，就是劳动市场，劳动市场对于我来说有一点看不懂，很多人也是觉得很奇怪，因为这个国内的就业供应在疫情之后是反而有所上升的，跟这个刺激政策有关。但是，这个失业率大幅度的降低，在美国包括在欧洲甚至欧洲的失业率大幅下降，但是又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很多人选择不去工作了，他选择不去工作，反而是因为本来有这个失业的保障非常的丰厚，有一些人他们觉得失业可能比就业赚的还多。
他们重新考虑他们要寻找不同的职业方向，有些时候可能是做服务业必须转行，有一部分他本身就是转行了，所以就业参与率，在美国其实降低了2.5%，比疫情前降了2.5%，被这个就业数字掩盖了，但是我们确实看到有些人他们想找工作，如果正常化他们还是愿意继续工作的。但有一些人特也许结构性的变化，有些他可能不会回去，有些可能要去转移，有一些可能会劳动市场带来新的压力。
而且工资也会上涨，我们看到工资上涨也是比较大的，总的来说我们三个因素，我们比如说有世界经济的瓶颈，我们有劳动市场比以前的效率较低。所以，所有的这些，都很重要，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第二点，我们讲的就是现在的一些我们由于更多的需求，而且意外的这种制成品、工业品的需求带来的瓶颈，这个对于全球的供应链造成的影响，这个是最重要的关键。
这些影响是怎样的呢？我们知道美国正在收紧政策，而且收紧了很多，如果美国正在开始收紧，因为美元还是国际货币，他肯定会对于一些其他国家造成冲击和影响。
最重要的有一些国家，他们还是需要债务融资，特别是一些新兴国家还是需要债务融资，他们这个时候可能融资的成本更高，偿债成本更高，他们恐怕这个信贷就会受到影响。
另外，就是会有一个美国跟欧盟和中国会有一个不同的分化，中国跟欧盟可能更加灵活的对待货币政策了，所以这两个美国跟中欧之间的分化也会在国际市场上面带来一些波动，因为这些资金流动会意识到可能在这个他们觉得在中国欧洲跟美国之间会有不同的潜在的影响，所以对于这个货币政策来说可能吸引这个资金流动。
另外，对于中国来说我们当然肯定要更多的考虑中国这种国内的需求，中国的内需本来就很强，而且也成为中国走出疫情衰退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但特别是对于消费对于中国来说是关键，现在中国的储蓄率已经下降了，中国的家庭消费正在上升，我预计这个可能进一步上升，但结构性的改革还是必要的。
比如说共同富裕的提法，很有可能给家庭支出进一步推动有一些收入的分配，像贫富之间的重新分配，他可能也会导致了家庭支出的上升。因为，他们这种一些家庭的支出有可能因此而上升。有可能投资需要一些环境，我们现在处于各种不确定的因素，比如说利率不确定之下，也有监管不确定的因素，所以私营部门的投资恐怕还是有一点压力的。
但政府当然也包括了从财政角度来说也会扩大公共政策的投资，绿色通道我们稍后讲到的绿色转型，当然绿色转型也是一个很重要很值得我们进行更多投资的地方，既然私营部门投资无力，供应部门这边可以多发一点力，我们也可以更好的教育，更大的医疗，更好的一些养老，这些方面都是需要我们做出更多的一些公共投资，这种公共投资也能够有利的提高中国明年的一些消费的前景。
谢谢大家！
（王治强 HF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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