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工商大学 罗潇、韩楚衣、王子璇、李丹丹、佟小涵、郑佳慧、李佳凝、张芯茹/文
北京的职业教育呈现出许多怪相：一边是拥有全国最优质教育资源的职业教育，一边是渴望摆脱“技术工人”称号的学生；一边是国家不断推行发展职业教育的政策，一边是在关停边缘挣扎的职业学校。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是职业学校学校挑选最优秀的学生。可不知从何时起，北京的职业学校关的关，没关的，也成了差生走投无路才会考虑的最后出路。
究竟是什么给职业学校带来了这种撕裂感？北京的职业技术学校现在都怎么样了？
北京金隅科技学校，用它六十六年的发展历史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七分之一”
翻看2021年金隅科技学校的招生简章，会发现一个魔幻的细节：这所职业技术学校最火爆的专业，竟然是学前教育。
开设专业5年，今年的报录比就到了惊人的8:1，招生办的王老师告诉记者，由于报考的学生太多，为了优中选优，他们甚至把学生的外貌形象都纳入了筛选标准中。
与这个专业的热门相对的，是曾经的王牌专业的冷清。
学校大门不远处，就是一个蓝顶白墙的标准数字控制车间。推开车间门，扑面而来一股浓重的机油味，像是直接刺到了喉咙眼，呛得人有些难受。在这个巨大机械贮藏室的尽头，是数控19级1班的同学们在上实操课。
班里一共只有七个学生，从远处只能隐约看到几个蓝色的人影浮动，把这个300平米的车间衬托得格外宽敞，甚至有些空荡。
在一个几乎全是男生的环境中，角落里和同伴聊天的李想（化名）便显得格外突出。
这是个短头发圆眼睛的女孩，班里的另一个女生偷偷告诉记者，她不上课时也会画一点妆，是“谈了朋友”的。眼前这个尚未成熟的身体被厚厚的蓝色工作服裹住，脸庞还有些稚气未脱，娇小的身量衬托地车间实习生活似乎“苛待”她了。
谈起当初为何会选择学数控，李想的表情有些窘迫：“失误。”她的声音细得抓不住，“当时考试没考好，爸妈给我选的。”
她不是班里唯一一个只是因为成绩不好来到这里的。相反，真正抱着对数控的热情来学习的“好学生”只有一个。其余六个都是和李想一样，听从父母意愿，报个看起来有发展前景的方向凑合学的。
专业课对他们而言算不上简单，也未必学得明白那些繁琐的编程代码。只是硬着头皮学，盼着明年的3D打印课或许会有趣些。
“毕业后想去工厂吗？”这个连报志愿都听从家长指挥的羞赧女孩用力地摇了摇头。她还是想努力专升本，虽然不知道以后能干什么，但她可以肯定不是在工厂造零件。
七个孩子被送进学校培养五年，最终只有一个可能成为本专业所需要的技术人才，这种培养模式真的还有意义吗？
其实老师们早早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数控专业的老师刘阳只觉得无能为力。过去，这个专业的佼佼者能在全国大赛中斩获冠军，受到市长接见，一时风光无两；但如今更多人愿意选择航空服务等看起来更“体面”的专业，鲜少有人愿意穿着难看的工作服下车间了。
学校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地给他们提供更好的学习条件。刘阳曾是全国数控技工大赛的第一名，毕业后留校，教学经验丰富。他介绍，学校有先进的实操机器、半军事化的学生管理、优质的师资，甚至连上课用的机油都是3000多元一桶的环保机油。但这些也不可能在时代前行的潮流中力挽狂澜。
刘阳心里也不清楚这个专业还能撑多久，或许有一天它会和当初的“王牌”焊接专业一样，被抛弃和遗忘。他只能把每一天当成最后一天来教。
曾是招生链顶端的“鲸鱼”
金隅不是没有过一段辉煌的过去。
身处首都，金隅是最能领先感受时代脉搏的学校之一。建国初期，国家百废待兴，大量的建筑、铁路需要重新修建，水泥也就成为了最重要的支撑产业之一，琉璃河水泥厂内的一块空地也顺势被国家”钦定“，建设成为北京水泥技工学校，为水泥厂输送专业人才。
刚建校时，师生们都有一股闯劲。在1956年到1968年的12年间，学校的实习工厂自主研发生产定型产品制袋机、球磨机，这些师生共同研发的机器持续为学校创收，在那个预算严重不足的年代，实现了“不要国家一分钱，实现经费自给自足”的先例。
20世纪80年代，北京工业改革走在了全国前面，整个城市开始从消费型转变成生产型。当时的北京的工业发展规模以每年19 %的速度递增，涵盖冶金、矿山、化工、机电、制造、建材等行业，初步建立了相当规模的工业体系。
政府推动，企业百花齐放，国家需要更加复合的技术型人才，1978年，这所职业技术学校又从“水泥技工学校”摇身一变，成为了教授一系列更先进技术的“北京市建筑材料工业学校”，这个名字，一直被沿用到了2009年。
“我们原来招生特别容易，真正能考进我们学校的都是中考分数只差满分10分、8分的超高素质人才。”校史馆的董红梅老师骄傲地向记者介绍，“即使过去国家有一批这类的学校，但提起我们学校，那才是建材老大哥，是真正为国家基础建设扛大旗的龙头学校。”
馆内有个30多平的房间用来做优秀校友的展示，每一张照片都代表着一位国家顶尖的技术人才，其中不乏有工业局局长、五一劳动勋章获得者、工业研究所所长。
走出校史馆，是一面巨大的展示墙，墙上是一排山峰，每一段山顶上都用红点标注着学校的重大突破。
董红梅说，这代表着学校勇攀高峰的精神，但细看山峰上的最后一个标注，停留在了2009年，这一年，中国最大的钢铁集团之一——首钢集团迁出北京——为了还北京一片蓝天。
北京的各大水泥厂也一关再关，如今只剩下两个。曾经与金隅“骨肉相连”的琉璃河水泥厂，已经在几年前转型为了垃圾场。
董红梅不太愿意提起学校2000年之后的变化：高校扩招已成时代潮流。过去被大学淘汰的学生依然是同龄人中相对优秀的一批人，现在，学生全挤到大学里去做人上人，他们在招生市场上抢不到一点话语权。
作为教龄20多年的老职工，她有些唏嘘，这只也曾游在招生链顶端的一条“鲸鱼”，如今追赶不上时代了。
一所技校的改革迷途
不断关掉旧专业，开设新专业，这就是金隅的改革方案。
看起来是成功了，但在采访的最后，董老师叹了口气，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不改革就得死，改了革我们也不一定能活。”
层层重压之下，金隅已经到了危及存亡之秋。
2004年，北京市修订城市总体规划，不再强调“经济中心”，而是确定了“国家首都、世界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的定位，产业结构调整为“都市国际化、经济服务化、区域一体化、产业轻型化”。换句话说，不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都要离开。
从技术转向服务，金隅的改革或多或少有着被动的成分。学前教育、养老服务等多个不该出现在“职业技术”学校的专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被动带来的问题也接踵而来。学校里关掉的旧专业，大批没有课上的老师被囤在学校里，成为了只有三四千元基本收入的“半失业人员”。新专业需要新老师，旧教师挤占着教师名额，他们又进不来。
这些为迎合政策发展出新专业，虽然快速吸引了学生，可新瓶装旧酒的临时团队培养出的学生，如何与985、211高校出来的的天之骄子相比，学校心里也没底。
如果说这一次改革还是“旁敲侧击”，随之出现的问题就直接压在了金隅的头顶上。
2018年，《北京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行动计划》发布，根据计划内容，未来几年，北京将大大缩减职业院校的布局。东、西城区原则上不再举办职业教育；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区职业院校实施精准化办学。
到改革结束时，全市只会重点建设10所左右的高水平职业学校，也就是把职业学校的数量缩减到原来的十六分之一。同时，北京的职业学校将不招收外地生源，转而增大北京的招生，这也意味着职业学校再一次拉低收生门槛，成为了“差生收容所”。
不止是刘阳任教的数控专业快要招不到新一届的学生，那些彼时为学校带来辉煌的王牌专业也在招生时无人问津。为外交部提供技术工人的熔接专业，由于没有器材，早晨是在教学楼外面蹲着，拿着水管进行拼接组装练习。班级人数一度超过五十人的焊接专业，现在已经因为没有学生报考而停办。
老师们都吊着心在进行每天的教学，他们疑惑又遗憾，很多专业技术在一五时期曾是国家支柱产业的后背力量，当一名工人曾是一件无比光荣的事，为什么如今这些专业都要保留不住了？
从数字控制到学前教育，学校为了“留下来”而改革。可这样的“留下来”，究竟是凤凰涅槃还是饮鸩止渴？
转型中的金隅，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却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本文系经观大学生训练营-未来创新计划暨第二届融媒体作品大赛一等奖作品）
（董云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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