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背景下我国国际竞争优势增强,但经济面临短期下行压力以及长期的结构转型任务。我们需要继续推进系统性改革,稳中求进,久久为功。
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经济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实现了8.1%的经济增速,两年平均增长5.1%。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18.3%,二季度增长7.9%,三季度增长4.9%,四季度增长4.0%。
按照四季度增速放缓的惯性,2022年第一季度将承受较大下行压力。年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并提出了“七大政策组合”稳定宏观经济,要求各方面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慎重出台有收缩效应的政策,政策发力要适当靠前,努力实现2022年经济平稳开局、向好发展。
目前,财政部已向各地提前下达了2022年新增专项债务限额1.46万亿元,并要求各地2022年一季度早发行、早使用。 据估算,今年或有3.15万亿至3.4万亿元新增专项债投向基建领域,理论上或可拉动基建投资约6.17万亿至6.26万亿元,即达1万亿美元左右。资金投向主要是短板领域,2022年专项债券重点用于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农林水利、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等9大方向,以及优先支持纳入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的项目等。
稳健的货币政策也更加灵活,去年年底央行降准0.5个百分点,释放了约1.2万亿元资金,1月17日,央行将一年期MLF利率下调10个基点至2.85%,七天公开市场逆回购利率下调10个基点至2.10%。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联动,以及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观政策有机结合,对经济起到积极的支撑和推动作用。根据过往的历史经验看,只要是中国政府在面临经济下滑压力时提前部署针对性的积极措施,都能够逆转下滑的趋势,实现经济稳定增长。从长期角度看,关键依然是在稳增长的过程中继续调整结构,实现新旧动能的交替,这需要一个平稳的过渡。
但是,从去年数据中可以看到更为棘手的问题。首先是人口问题,2020年65岁以上人口比重为11.97%,2021年的数据是14.2%,老龄化增速在加快。而在人口总量方面,2021年比上年末增加48万人,创下1962年以来的新低,这与疫情对人们生育意愿的干扰有关,但少子化与老龄化同时加速是不争的事实,必须从战略上加以重视,劳动力的减少对经济增长的抑制是长期的。
其次,我国经济总量达114.4万亿元,占全球经济的比重预计超过18%,人均国内生产总值80976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12551美元,突破了1.2万美元。 但是,2021年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128元,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29975元。人均收入占人均GDP仅为43%左右,而国际上通常收入是GDP的50%-80%,可见我们在增长质量与社会分配方面有巨大的改进空间。
其三,去年城镇常住人口91425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205万人;乡村常住人口49835万人,减少1157万人,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城镇化率)为64.72%,比上年末提高0.83个百分点。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但是,全国人户分离人口50429万人,比上年增加1153万人,即表明劳动力流动性增强,其中流动人口38467万人,比上年增加885万人,同时高达5亿人口的人户分离说明市民化率比较低。
此外,此前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1年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1493.6亿元(不含银行、证券、保险领域),同比增长14.9%,实现两位数增长,规模再创新高,稳外资成效好于预期。与此同时,2021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9.1万亿元,首破6万亿美元关口,比2020年增长21.4%,更超出预期。外资利用和进出口规模超预期增长主要得益于中国体制优势:一是及时控制住了疫情蔓延并恢复生产,而同期其他国家生产供应受到疫情持续冲击;其次,中国持续改善营商环境,扩大开放以及制造业与服务业转型升级为高水平外资提供市场潜力。
可以看出,在疫情背景下我国国际竞争优势增强,但经济面临短期下行压力以及长期的结构转型任务,需要通过增加财政支出加大基建投资托底的同时,加速发展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但我们长期的挑战是人口问题以及分配问题,将会深刻地影响中国发展,缓解压力的途径之一是将更多农民工转化为市民,但这又需要实现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因此,我们需要继续推进系统性改革,解决长期的结构性问题,稳中求进,久久为功,最终走向高质量发展的轨道。
(董云龙 )